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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28日 星期五

《海角七號》所顯示的台灣精神(2008.11.23)

 


《海角七號》所顯示的台灣精神


 


當整個台灣的經濟跌到底谷,甚至出現比九二一和SARS更壞的景氣蕭條,大家的肚子都快吃不飽時,朋友見面的問候語應該是「吃飽嘸?」可是自從《海角七號》在今年8月22日上映以來,大家暫時忘了快吃不飽的煩惱,碰到好朋友,總會以:「你看過海角七號嘸?」為問候語。為什麼短短不到二個月,《海角七號》會成為國片賣座之王,輕易打敗去年轟動華人社會的、李安執導的《色戒》?依常理說,李安的《色戒》是改編自中國大作家張愛玲的小說,演員有梁朝偉等巨星,導演是奪過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的李安,製片費用又是《海角七號》的十倍左右,那麼魏德聖的《海角七號》是靠什麼魔力打敗李安的《色戒》呢?


 


原因很簡單,《海角七號》有純純的台灣味與台灣精神,把台灣文化中純真與包容的一面真實地反映出來。不管是戲中的男女主角或其他小人物,都是社會中不得志的邊緣人物,但他們演出了真實生活中的自己,透過形形色色的愛情,共同完成台灣社會的彩虹之夢,給目前「文革」氣氛下的台灣社會,找到了希望與出路。相反的,在「台南之子」李安的十部電影中,幾乎都找不到台灣味與台灣精神;即使在台灣拍的《飲食男女》,也是在宣揚中國的飲食文化,似乎與台灣文化無關。


 


《海角七號》的成功與賣座,有點像義大利歌劇泰斗威爾第(Giuseppe Verdi, 1813〜1901)的成名作《納布果》(Nabucco)。威爾第的頭兩部歌劇都失敗,正想改行不再寫歌劇,卻因深受猶太人流落巴比倫的故事所感動,而寫出一生中最感人的合唱曲〈飛翔吧思想,展開金色的翅膀〉,放進他的第三部歌劇《納布果》中,而使年近三十默默無聞的威爾第一夕成名。雖然,《納布果》並不是威爾第一生廿六部歌劇中的傑作,但1842年的義大利正受奧匈帝國統治,而這部歌劇中猶太人的亡國之痛,威爾第透過他的優美旋律,表達當時義大利人的共同心聲。而這部歌劇的主題曲,也無形中成了催生義大利獨立的國歌。因此義大利獨立後,威爾第被選為國會議員。當他八十八歲去世時,二十萬人不約而同地合唱〈飛翔吧思想,展開金色的翅膀〉(Va, pensiero),他的國葬比義大利建國三傑的馬志尼、加里波底、加富爾更盛大更感人,可見音樂產生的力量往往比政治更為永恆。


 


《海角七號》是魏德聖的成名作,像威爾第一樣,他未來的作品《賽德克‧巴萊》肯定在藝術境界上會更上一層樓。威爾第對鄉村充滿深厚的感情,他以真誠的平民化風格,與當時貴族化的社會抗衡;而魏德聖也一樣對台灣的國境之南充滿濃厚的感情,不管是他本人還是電影中的主角阿嘉等人,都展現南台灣純樸的海洋文化風格,與台北貴族化的社會相抗衡。歌劇在義大利是最平民化的藝術,電影在台灣也是最平民化的藝術,我們期待魏德聖在《海角七號》所建立的基礎上,趕快回到他的戰場,盡快把追求死後靈魂自由的台灣民族英雄史詩《賽德克‧巴萊》拍出來,不但完成他個人多年的夢想,同時也能帶動風潮,讓台灣歷史人物如蔣渭水、賴和、馬偕等人都有精緻的傳記電影出現。相信這些電影對提升台灣人的文化認同與心靈的向上提升都有幫助。


 


四年前台西郵局郵務士丁滄源,將一封日治時期地址的信件,成功送達收件人兒子手中,觸動了魏德聖創作《海角七號》的靈感。那七封相隔六十年的情書,締造了《海角七號》的賣座奇蹟,也提升這部電影的歷史意義與感情境界。導演魏德聖像李安一樣,即使長期失業,仍然堅持理想,永不放棄,不斷創作電影劇本。他雖非科班出身,但受楊德昌追求完美的導演態度所影響。當年資歷不足的魏德聖因緣際會「跳級」成為楊德昌執導的《麻將》副導演時,正逢他人生最黑暗的二個月,卻也是成長最快的二個月,他說他很幸運地在重要的時間跟到重要的人。而魏德聖超越其他導演的最特別之點,是他從內心深處自然湧現出來的台灣精神,尤其是對台灣歷史與台灣英雄的認同與研究,更是令人感佩。


 


歌德在廿一歲時,寫出〈野玫瑰〉獻給他曾刺傷過的情人克里安時,感動了本身也受失戀之苦的舒伯特,終於譜出世界名曲〈野玫瑰〉。但在《海角七號》中,這首〈野玫瑰〉卻成了天使之歌,成為台日兩位歌手合作的橋樑,同時也促成台日彩虹美夢的完成,彌補六十年前的愛情缺憾。當拿破崙第一次見到歌德時,他說:「這才是一個真正的人。」我們預祝魏導演的下一部片子《賽德克‧巴萊》(意譯是「真正的人」)能夠早日完成,為「台灣魂」留下一部經典之作。同時也把台灣文學之父賴和為霧社事件而寫的不朽史詩〈南國哀歌〉也放入影片中,相信會增加此片史詩的氣魄。


 


去年當歐巴馬從林肯的政治故鄉春田市出發競選美國總統時,沒有幾個人相信他的夢想會成功。但透過他的信心與熱情,激發美國人追逐夢與希望的勇氣;透過他的一流口才、嚴密的網路組織、絕佳的形象塑造,終於在11月4日締造美國的政治奇蹟,實現半世紀前馬丁‧路德‧金恩在〈我有一個夢〉中所揭示的「彩虹文化」理想(每個人不因外在膚色而受歧視,而以內在品格決定一個人的價值)。


 


同樣的,去年當魏德聖帶著他借來的五十萬,到南台灣墾丁追逐他的彩虹夢想時,沒有幾個人相信他會成功。但透過他過去十五年的經驗累積,加上他的熱情與理想,以及對台灣這塊土地真摯的愛和他對常民小人物的深刻同情,終於完成一部點燃夢想、感動千萬觀眾的《海角七號》,創造台灣文化的彩虹奇蹟。


 


魏德聖跨越族群,將原住民、河洛人、客家人、新住民,甚至日本人的生命力,全部融進片裡,讓人們重新認識這塊土地的美與可愛;更難能可貴的是,這次的台灣文化奇蹟,是台灣人民的集體意志所締造。期待《海角七號》的奇蹟能帶動更廣泛的台灣文藝復興運動,創造廿一世紀的台灣文化奇蹟,讓和諧的彩虹文化超越政治的紛爭與對立。總之,《海角七號》不但給台灣帶來了夢與希望,更啟示整個台灣社會如果能像彩虹一樣,互相包容和解,台灣將會更美麗、更幸福。(完稿於2008.11.07,2008.11.23發表於《自由時報》)


 


文化維新――台灣人文主義再生契機(2008.1.20)

 


文化維新――台灣人文主義再生契機


 


福澤諭吉  帶領日本擴大文化視野


 


民進黨立委選舉失敗後,黨內一片檢討聲,也有人提出「台灣維新」的口號。「台灣維新」多少是受到日本「明治維新」思想的影響,而明治維新的確使日本成為東方第一個現代化國家。在明治維新中,以福澤諭吉為中心人物的「文化維新」居功最偉。福澤大量翻譯西方文化經典名著,並創辦第一流的慶應大學;同時主張「有獨立的個人,才有獨立的國家」,以及「脫亞入歐」,脫離亞洲主流文化的中國專制獨裁貪污腐敗的傳統,進入歐洲近代的人文主義傳統。因此明治維新之所以成功,讓日本成為脫胎換骨的文明國度,最主要是因為福澤推動的文化維新運動,深深影響整個日本社會。因此日本一萬圓鈔票始終以福澤諭吉為人頭像,就是肯定他對日本現代化的重大貢獻。


 


五四運動  未觸及中國人文精神


 


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潮與制度,以及繪畫、文學、音樂、哲學等人文的創作與興起,都與起源於義大利佛羅倫斯的西方文藝復興運動有關。當西方人重新找到古希臘的人文精神,重新找到「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開始了文藝復興運動(Cultural Renaissance)之後,不但西方的人文精神充沛於各種領域的文化創作,給歐洲各國帶來文化的黃金時代,同時也慢慢地把西方帝國主義思想與皇帝制度徹底地剷除了。但是在東方的中國與台灣從未有過類似西方人文主義再生的文藝復興運動。中國雖然有過提倡「德先生」(Democracy)與「賽先生」(Science)的「五四運動」,但人文大師余英時說:「五四運動並不是文藝復興運動」,而白話文的革新,只是語言改革,並沒有觸及中國人生命底層的人文精神,因此帝王思想仍瀰漫在中國的大地上。台灣雖然在政治制度上已民主化,超越了中國,但因從未經歷過「文化維新」的階段,因此基本上仍然是政治掛帥的國度。


 


提高預算  文化工作必須制度化


 


因此推動一場「台灣文化維新」運動,也就是台灣人文主義再生的本土文藝復興運動,是當前台灣社會最重要的工作。這場台灣文化的心靈革命,絕不是口頭上喊喊口號就可以完成,必須把文化工作制度化,把國家的文化預算提升到歐洲文明國家的水準(例如瑞士、奧國、芬蘭那些文化掛帥國家的水準),並以人文化、本土化、國際化的角度,重新改寫所有的台灣小學、國中、高中及大學的教科書;以開放的海洋文化取代封閉的大陸文化,以人文教育取代升學教育,並早日成立類似法國的文化部或韓國的「文化觀光部」,讓台灣逐漸蛻變成文化掛帥的國度,最後完成台灣本土文藝復興運動的理想。那時的台灣不但有自己的國家,同時也擁有自己的優秀文化傳統。


 


企業參與  一成盈餘投資文化業


 


我曾到過西方文藝復興的聖地――佛羅倫斯兩次,發現四百多年前文藝復興所建立的人文主義傳統與精神,已經植根於廣大的佛羅倫斯人心中。因此我也深深期待將來有一天,我們也能把歐洲優良的人文主義傳統與精神,廣泛注入台灣人民的心中,讓台灣人也能像佛羅倫斯的義大利人一樣創造「文化奇蹟」。那時不管是政治人物、商人、老師、學生、知識分子及一般平民,都以文化的欣賞與創造作為日常生活的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政府與人民至少有10%以上的預算奉獻在文化方面,企業界也能把10%的盈餘花在不朽的文化事業上。當台灣人在廿一世紀也能像四百多年前的佛羅倫斯人,推動一場人文精神再生的台灣文藝復興運動,才能根本解決目前的社會亂象,也才能在廿一世紀的世界舞台上,成為一個廣受世人尊重的現代化國家。


 


廿一世紀  開創台灣文化新時代


 


廿一世紀應該是台灣人以台灣為榮的時代。二十世紀是台灣人開創物質文明的時代,也就是創造經濟奇蹟與政治奇蹟的時代;廿一世紀是台灣人開創精神文明的時代,也就是創造文化維新的時代。為達此目標,我們期待台灣文化界與知識分子,能超越黨派,合力創辦國際第一流水準的「台灣文化大學」,成為推動台灣文化維新的中心,以及文化掛帥的、客觀公正的、屬於全體台灣人民的報紙(如《紐約時報》一樣,注重各種文化評論的、知識分子的報紙);同時也能出現一份以介紹台灣文化、台灣文學、台灣音樂、台灣美術、台灣電影等為主的第一流文藝雜誌。


 


總之,期待透過全面的「台灣文化維新」,促成一個百花齊放的台灣文化的黃金時代,而讓台灣變成真正文化掛帥的國家;相信東方瑞士之夢,終將出現在廿一世紀的台灣。(2008.01.20發表於《自由時報》)


 


用蔣渭水精神,讓民進黨脫胎換骨(2006.9.17)

 


用蔣渭水精神,讓民進黨脫胎換骨


 


2001年蔣渭水逝世七十周年,在他的母校台大醫學院大樓舉行追思會,那天大約有八百多位來賓參加。陳水扁總統發表一篇文情並茂的紀念演講,追思這位台灣史上第一個政黨「台灣民眾黨」的催生者。今年8月5日,在他催生「台灣文化協會」的靜修女中現址舉行「蔣渭水逝世七十五周年」紀念時,呂秀蓮副總統推崇蔣渭水是真正愛台灣、百分之百的台灣人,馬英九市長也讚譽蔣渭水的革新精神;行政院長蘇貞昌特別呼籲追隨蔣渭水「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的精神,共同為台灣的未來奮鬥。總之,朝野的政治領導者,似乎不分藍綠,都在推崇「蔣渭水精神」。


 


我雖然是宜蘭人,又比蔣渭水晚了半世紀畢業於他的母校,但在出國之前,我對蔣渭水的了解可以說非常少。1976年,我在美國讀到黃煌雄的《蔣渭水傳》後,才知道台大醫學院曾產生過蔣渭水這樣的傑出人物。於是1977年的美東夏令營,我便開始在海外介紹「蔣渭水精神」。


 


亞洲四位偉大革命家之一


 


後來,我才發現蔣渭水是亞洲四位偉大的革命家之一。除了印度的甘地是律師之外,其他三位︰菲律賓的國父黎剎、中國的孫中山和台灣的蔣渭 水都是 醫師出身,就像阿根廷革命先烈切˙格瓦拉一樣,都是「上醫醫國」的典型。


 


蔣渭水雖是 孫中山 先生的崇敬者,但他有很多青出於藍的地方。在亞洲四位傑出革命家中,蔣渭水與甘地、黎剎都是主張和平的民主革命,孫中山是唯一主張武力革命者,直到去世之前才覺悟到「和平奮鬥救中國」的重要。蔣渭水認為台灣人之所以無法出頭天,是因為台灣人普遍患了「智識上的營養不良症」,孫中山則認為中國人之積弱是因為「科學的落後」;蔣渭水的革命基礎主要在國內民眾,孫中山的革命基礎在海外華僑。蔣渭水的革命資金靠自己五年開業所得及一些醫師同志的挹注;孫中山一生只行醫一年,他雲遊四海的錢,都是憑三寸不爛之舌向別人募來的,其中以宋嘉樹(宋美齡之父)貢獻最大。蔣渭水重視文化事業,所以組織台灣文化協會,創辦文化書局,大力支持《台灣民報》的創刊;孫中山較重視工業建設,因此做袁世凱的鐵路部長,而孫的建國大綱、建國方略、三民主義完全忽略了文化方面的建設。


 


催生台灣第一個民主政黨


 


1927年7月10日,蔣渭水與林獻堂在台中催生台灣史上第一個民主政黨――台灣民眾黨。在三年七個月奮戰過程中,他把日治時代台灣的政治社會運動推到最高潮。而蔣渭水作為民眾黨的思想指導者,表現崇高的犧牲精神與不妥協的奮戰精神,無論自己的精神、肉體、時間、金錢,完全為黨而奉獻。除了以身作則之外,他也要求黨員把黨「視為我們的愛妻,我們的宗教」。因此,台灣民眾黨確實變成台灣人解放運動的總機關,並發展為「對內已獲得四百萬同胞的信賴與支持,對外已獲得日本、中國及國際的認識」。


 


正因如此,日本總督府乃懾於形勢,在1931年2月18日強令解散,使成立於苦難中的台灣人第一個政黨形同「光榮的戰死」,並導致蔣渭水「壯志未酬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的下場,他在台灣民眾黨被禁後五個半月就病逝於傷寒症。而死後舉行的「蔣渭水氏之台灣大眾葬儀」,崇隆悲壯,約有十萬人參加,代表渭 水 先生的精神不死,威震當時的總督府,實況紀錄片也被禁絕。


 


宗教家精神奉獻於政治


 


因此,蔣渭水可以說是日治時代台灣人理想主義的代表性人物,也可說是四百年來台灣人民追求自由獨立理想國的精神象徵。在台灣史上為自己的民族追求獨立、自由的偉大人物代有人才出,而蔣渭水是其中最傑出的一位。對甘地與蔣渭水而言,政治是一種純潔無私的奉獻,他們兩人都是以宗教家的奉獻精神從事政治運動。


 


因此,蔣渭水精神便是代表民族反抗精神,代表殖民地歧視政策下被壓迫民眾的反抗精神,而蔣渭水一生的中心思想和奮鬥目標便是堅持台灣人的主體性。當年蔣氏為求台灣民族主體性而對抗日本,如果今天他還活著,為了凸顯台灣主體性,唯一的方法便是對抗打壓台灣的中國。


 


永不妥協的台灣主體意識


 


1986年成立的民進黨,比當年的台灣民眾黨幸運,經過十四年奮鬥,終於在2000年開始執政。本來台灣人民對民進黨充滿期待,但因民進黨對台灣文化的漠視,變成一個沒有靈魂及中心思想的政黨;加上理想的失落與權力的傲慢,確實讓支持的選民失望而面臨空前的危機。看看蔣渭水,是百年來最重視台灣文化的政治領袖,他去世時唯一的財產便是一支電話。蔣渭水是一個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他謙遜的風度、永不妥協的台灣主體意識,正是目前民進黨的唯一活路。事實上,只要民進黨有更多像蔣氏這種眼光遠大、人格崇高、犧牲奉獻的人出現,必將獲得全體台灣人民的信任,並以民主和平的方式帶領台灣走向更成熟的自由、民主與繁榮的世紀。(2006.9.17發表於《自由時報》)


 


台灣人應該唱Made in Taiwan的國歌(2006.7.30)

 


台灣人應該唱Made In Taiwan的國歌


 


今年5月陳水扁總統到南美洲,在參加「中南美洲全僑聯盟年會」時,發現哥斯大黎加人唱他們自己的國歌,充滿熱情與振奮,而台僑在唱中華民國國歌時有氣無力提不起熱情。在場的中國作家曹長青說:「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聽到中華民國國歌。說句實話,它在曲調上,遠遠不如哥斯大黎加的國歌令人振奮、昂揚,體現一個新興民主國家的蓬勃朝氣。」


 


黨歌當國歌  喚不起熱情


 


台灣雖然是主權獨立的民主國家,唱的卻是中國人寫的一首歌頌專制、讚美黨國之歌。這首國民黨的黨歌,變成中國國歌之後,在1949年被毛澤東的中共政權以〈義勇軍進行曲〉(曲風頗有法國國歌馬賽進行曲的味道)取代,正式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難怪在中國長大的曹長青到南美洲才第一次聽到中華民國國歌,而且一點也不感動,反而聽哥國的國歌比較振奮。


 


台僑聚會  望春風解鄉愁


 


留美三十年間,我很少參加國府辦的官方活動,因此幾乎沒有機會唱中華民國國歌;而參加留美台僑的聚會,我們通常以〈望春風〉來取代「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因此1996年溫哥華交響樂團全場演出台灣作曲家的作品(馬水龍、蕭泰然與金希文),最後以蕭泰然改編的〈望春風弦樂組曲〉結束時,我們的台灣同鄉的心情,好像在聆賞台灣國歌,坐在我旁邊的東方白與陳隆都掉下感動的眼淚。


 


雖然〈望春風〉半世紀以來,不斷感動台灣人民的心靈,但只是述說台灣人過去悲情的歷史;尤其是少女懷春的歌詞,雖然動人,但不適合做國歌。而作曲的鄧雨賢與作詞的李臨秋,在創作此曲時,只是反映台灣的時代悲情,並沒有為台灣人民寫國歌的情懷。


 


台灣翠青  激盪心靈共鳴


 


因此多年來海外同鄉一直在找尋一首有濃厚台灣味,可以普遍打動台灣人心靈,對台灣未來的願景充滿希望與期待,同時又兼具國際水準,能打動國際聽眾的心靈,與世界各國國歌並列而毫不遜色的一首台灣人的國歌。1995年6月3日在美國北加州,這樣的一首「台灣人的民族史詩」般的作品終於誕生了,那就是蕭泰然的〈一九四七序曲〉。而此曲最後三分鐘的合唱曲〈台灣翠青〉( 鄭兒玉牧師 詞)是全曲的高潮,在世界首演時,舊金山灣區的百人合唱團唱出這首〈台灣翠青〉,彷彿祖國台灣壯麗的山河突然出現在我們眼前,一幅美麗的台灣共和國的國旗正從同鄉的心靈中冉冉上升;一個鳥語花香、自由民主、族群融洽的台灣理想國,終於在蕭泰然的音詩中出現。最後在指揮魏斯甘尼(Wes Kenney)強有力的指揮下,整個管弦樂團、合唱團女高音、鋼琴共同奮進,衝向光明的未來。首演結束時,全場聽眾同時爆發如雷的掌聲,所有來自台灣的聽眾,都不約而同產生內心的共鳴:「如果這首曲子是台灣的國歌多好!」


 


〈台灣翠青〉這首動人的合唱曲,不管是作曲的蕭泰然還是作詞的 鄭兒玉牧師 ,都是以創作未來台灣國歌的心情創作此曲,以下便是他們的創作背景:


 


1991年 鄭兒玉牧師 旅行到洛杉磯時,有一天晚上,《太平洋時報》創辦人吳西面夫婦招待鄭兒玉、蕭泰然、許丕龍、陳黃義敏牧師等人在一家日本餐廳吃飯。 席間蕭 教授回憶他1984年去看洛杉磯奧運時,感慨地說:「何時何日咱台灣選手,來此大會得金牌獎時,大會就唱咱的國歌,又升咱的國旗咧?」當時大家都靜默無語。後來吳西面先生建議由 鄭兒玉牧師 作詞、蕭泰然作曲,並鼓勵他們積極進行。


 


翌年(1992), 鄭兒玉牧師 完成初稿。在完成〈台灣翠青〉這首詩時,鄭牧師曾參考美國、英國、德國、法國與日本等國的國歌,經過十二次修改,才在1993年10月定稿。此詩在華府近郊舉行的1998年國際詩作比賽(International Poetry Contest),在全球千首詩中,被選為「評審出版人獎」(Editor’s Choice Award),評語為「此詩有世界觀」。並受典藏於1998年美國國家詩作圖書館(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oetry)中。


 


這首詩的內容是:「太平洋西南海邊,美麗島台灣翠青。早前受外邦統治,建國今在出頭天。共和國憲法的基礎,四族群平等相協助;人類文化世界和平,國民向前貢獻才能。」


 


蕭泰然收到〈台灣翠青〉後,頗為感動,加上 林宗義 醫師(其父林茂生是二二八犧牲者)鼓勵蕭泰然說,1995年是甲午戰後一百年,如能寫出有關台灣歷史的作品應該很有意義。於是他以充滿歷史使命感的心情,開始創作這首〈一九四七序曲〉,這點與西貝流士創作〈芬蘭頌〉的心情是一樣的。但才寫了兩頁,蕭泰然就因為大動脈血管瘤破裂住進醫院開刀,生命垂危時,他祈求上帝務必讓他完成這項音樂使命。大病初癒後,繼續忍痛創作此曲,終於在1994年7月完成。


 


1995年6月3日,此曲在北加州奧克蘭市喀爾文賽門斯劇院做歷史性的世界首演時,坐在我旁邊的美國聽眾,雖不知道台灣的歷史,但聽到這麼淒美的旋律,情不自禁掉下眼淚;而了解二二八事件的台灣鄉親則流下了「美感」與「歷史」的雙重淚水。這場首演,是我個人1970年4月15日在紐約林肯中心聆聽二十世紀大提琴泰斗卡薩爾斯演奏〈白鳥之歌〉之後,最動人的一場音樂經驗。那次我被卡薩爾斯對他祖國加泰隆尼亞之愛所感動,這次我被蕭泰然對祖國台灣之愛所感動。


 


盼台灣翠青  變台灣國歌


 


蕭泰然的〈一九四七序曲〉創造了台灣的文化奇蹟。這是一首可與西方柴可夫斯基的〈一八一二序曲〉及西貝流士的〈芬蘭頌〉相提並論的世界性作品,同時也道出了四百年來所有受壓迫台灣人的心聲。他把台灣民謠精緻化、國際化,但仍保存濃厚的台灣味。他用鄭兒玉的〈台灣翠青〉這首詩,寫成像西貝流士如聖樂般平靜的聖詠曲。我在交大、高醫大、淡大等校給學生播放〈芬蘭頌〉與〈台灣翠青〉時,絕大多數學生都說〈台灣翠青〉更能震撼他們的心靈。十九世紀末苦悶的芬蘭人都在唱俄國人寫的國歌,但自1899年西貝流士的〈芬蘭頌〉寫出來後,無形中變成芬蘭人的國歌。芬蘭不但獲得獨立,同時也變成世界第一流的國家。因此我們不但要消極的接受曹長青的建議「每個台灣人都應該拒絕唱中華民國國歌」,更應該積極唱這首台灣人的不朽史詩〈台灣翠青〉。希望有一天〈台灣翠青〉變成台灣的〈芬蘭頌〉,帶領台灣走向類似芬蘭的獨立自主的美好國度。(2006.07.30發表於《自由時報》)


 


台灣怎樣才能加入WHO(2006.4.30)

 


台灣怎樣才能加入WHO


 


雖然中華民國是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原始催生國,但自從1971年聯合國席次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之後,我們也同時被趕出WHO。1971〜1996年廿五年間,國民黨政府無人想要重返WHO,在全世界一九三個獨立國家中,只有台灣被排除在WHO之外;連最近才獨立的東帝汶,都已獲准加入了。以色列雖然反對巴勒斯坦加入聯合國,卻允許巴勒斯坦成為WHO的觀察員,雖然巴勒斯坦目前尚未獨立。


 


1997年5月5日是我一生永難忘懷的日子。早上在 李鎮源 教授率領下,我們一行將近七十人到日內瓦的聯合國大門前,舉行風雨同舟的團結大遊行,其中醫界人士佔百分80%,這是日治時代台灣醫界蔣渭水與賴和精神的復活。為了爭取台灣人民的國際人格與尊嚴,醫界人士再度走在台灣社會的前面。大家都是自掏腰包,犧牲時間與金錢,千里迢迢來此參加示威,這絕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為了台灣人子子孫孫的未來。


 


下午見證了一場歷史性的大辯論,這是WHO半世紀來第一次發生。本來以為台灣入會這個小問題大概辯論五分鐘就結束了,想不到居然辯論了將近兩個半小時,使台灣入會變成各國矚目的大問題,對台灣重返國際社會的努力具有正面意義。在十二個支持台灣入會的國家中,大約有七個國家用「ROC on Taiwan」,有三個國家用「Republic of Taiwan」,有兩個國家用「Taiwan」。大家對台灣的名稱非常混淆,因此與我們友善的國家都建議用「台灣」,不要再用任何與「中國」混淆的名稱,例如「ROC」或「ROC on Taiwan」,以便讓國際社會產生「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觀念。


 


最後投票結果是十九票贊成入會,一百二十八票反對,五票棄權、三十九國缺席,台灣第一次重返WHO的努力,遭到否決的失敗。當美國投票棄權時,與會代表都很驚訝,主席連問三次是不是投棄權票。最令人意外的是,巴拿馬與哥斯大黎加這兩個邦交國居然也投棄權票。


 


看完這場歷史性的大辯論,感觸良多,才知道台灣的國際地位是這麼低落。當天晚上大家懷著沮喪的心情,回到洲際大旅館時,忽然發現一家瑞士大藥廠邀請世界各國的衛生部長晚宴,放映的第一部影片,居然是台灣B型肝炎預防成功的影片,給世界各國的衛生官員作參考。因為台灣是全球第一個給新生兒注射B型肝炎預防針的國家,因此台灣二十歲以下B型肝炎帶原者已經由20%以上降到1%以下,可作為第三世界防治B型肝炎的學習典範。僅從這一件事,就知道台灣如能加入WHO對世界各國的好處。如果台灣加入WHO,與世界接軌,在腸病毒與SARS方面的犧牲就不會那麼嚴重,因此中國不應該以政治理由阻止我們入會。


 


2003年我又以衛生署顧問身分參加WHO大會,這次由外交部主導,衛生署全力配合,加上新聞局與僑委會大力協助。顯然我們已經化被動為主動,政府各單位已經聯合作戰,不像1997年的國民黨政府各部會各自為政了。


 


會後我歸納出台灣加入WHO的幾點建議:一、透過瑞士模式的公民投票(瑞士在2002年舉行全國公投,通過後才決定加入聯合國),讓全民決定要不要加入WHO,同時決定要以「台灣」名義或「ROC on Taiwan」之名加入WHO。這點可以讓全世界知道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而不是中國的一省,而且世界上有良心的國家將會尊重台灣人民的意願。公民投票對外宣傳非常重要,可讓全球各國知道台灣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與東帝汶一樣。


 


二、由外交部編印具有說服力的說帖,證明台灣在1895年之後,就不是中國的一省,而是獨立於中國之外的主權國家;並從政治、歷史、經濟、文化各方面證明台灣早已脫離中國,成為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度。此說帖廣泛分發給世界各國的媒體、外交部及衛生部,讓各國周知中國與台灣,已經是一邊一國的存在事實。


 


三、當年中國經過廿二次投票才進入聯合國,我們也可以透過同樣的模式,每年要求投票,才會知道我們推動加入WHO的成果在哪裡。例如1997年美國投棄權票,2004年投贊成票,這是七年來政府與民間團體共同努力的成果。我們可以把此一模式推廣到世界各國,並請邦交國至少為我們拉一票。


 


四、透過最近成立的「台灣國際醫衛行動團隊」(Taiwan IHA)、歐巴尼基金會及外交部國際合作組,鼓勵台灣醫師到泰國和倫敦熱帶醫學中心接受深造,然後到非洲、東南亞與東歐廣結善緣,積極鼓勵台灣醫師參加醫療無國界組織,及年輕一代醫療工作人員加入WHO或美國CDC。這是一項長期的投資與服務,這方面 歐巴尼 醫師足資年輕一代醫師的典範。


 


五、雖然我們是唯一無法參加WHO的獨立國家,但每年政府與民間都派出全世界人數最多的代表團與啦啦隊參加WHO活動,因為WHO的投票權是在世界各國的首都決定而非在日內瓦,外交部長的權力比衛生部長的影響力更大。因此不如把這些錢省下來,成立「WHO基金會」,由外交部及衛生署聯合主導,結合所有無任所大使,組成堅強的遊說團,分組到世界各國做遊說工作;並聯合世界各地的台僑、醫師會、商會和企業家認養比較需要我們幫助的國家;加上慈濟及其他NGO團體的協助,推展全球性的國際醫療合作計畫。現在我們先幫助其他國家,相信未來有一天他們也會幫助我們。


 


六、針對WHO重視的主題:例如愛滋病、禽流感、煙禁等,舉行國際水準的學術研討會,順便邀請世界各國的衛生要員來參加。


 


七、模仿美國5月舉行的台灣傳統週,每年WHO開會那一週,也在日內瓦舉辦「台灣文化傳統週」,由文建會與僑委會合作舉辦,成為歐洲台灣人一年一度的文化節。並邀請歐洲的台灣第一流音樂家如大提琴家楊文信、簡畢青等演出,同時請世界各國的衛生要員參加。一方面提升台灣文化國際化,一方面增加各國對台灣的了解。


 


如能透過全球台灣人總動員與政府民間合作,實現上述七點建議,我相信十年之內,台灣應該能以「台灣」的名義,正式成為WHO的會員,與世界所有國家平起平坐,並貢獻於全人類健康水準的提升。(2006.04.30發表於《自由時報》)


失落的台灣主體性(2006.1.21)

 


失落的台灣主體性


 


2003年8月,宜蘭市境內的台九線路名統一公投,以蔣渭水出生地命名的渭水路被併入中山路。宜蘭人選擇從沒到過宜蘭的孫中山,這種沒有台灣主體性的作為,我宜蘭社區大學的學生覺得實在不可思議。黃瑞疆老師(台灣教師聯盟會長)邀請宜蘭各界代表,推我當召集人,在文化中心舉行座談會,研商彌補對策,認為應爭取北宜高紀念蔣渭水,讓贊成中山路的鄉親刮目相看。


 


2004年5月12日晚,舉辦北宜高(國道五號)重新命名籌備會,破除北宜高之名,尊台北貶宜蘭的台北觀點。欲進行連署時,適逢國道三號開放命名,遂將連署目標轉為國道三號。當時不分藍綠,李遠哲、馬英九都加入連署,雖然「渭水高」是最高票,但高公局認為是「開放提名」,不是「開放命名」,屬意「福爾摩沙」。面對各界質疑,林陵三部長親自打電話給連署發起人之一的宜蘭籍民進黨立委張川田,答應北宜高會考慮用蔣渭水為名。


 


「蔣渭水怎比得上孫中山」,「改中山路地價會上升」,當時帶頭反對蔣渭水的泛藍民意代表,現在則聞「馬」起舞,也加入馬英九發起的蔣渭水紀念高速公路連署,可說是非常嘲諷。而馬市長此舉,也不過是我們先耕耘,他「水到渠成」等著收割而已。當然,我們也是樂觀其成。


 


1978年,宜蘭縣議會通過每年8月5日紀念蔣渭水,但民進黨在宜蘭執政廿四年從未執行,宜蘭人逐漸淡忘了蔣渭水。蔣渭水的大眾葬紀錄片,原收藏者蘇聰明先向宜縣府求售,縣府也興趣缺缺;卻被台北市政府動用預備金買下,讓馬英九找到可以著力的地方,詮釋其連結台灣的國民黨史觀。


 


莫怪三合一選舉時,阿扁三次到宜蘭呼籲,讓綠色繼續執政,否則對不起蔣渭水、郭雨新等民主前輩,亦徒呼奈何。相較於現在國民黨積極投入詮釋台灣的歷史與文化,民進黨也顯得意興闌珊,台灣的主體性似乎逐漸淹沒在民進黨的內鬥中。


 


我在紐約時,常到林肯中心欣賞世界級的藝文活動。我夢想有一天,在我的故鄉宜蘭,也有一座紀念蔣渭水的國家級文化中心(由文建會主導)以彌補多年來重西輕東的藝文建設,並表彰蔣渭水當年創立「台灣文化協會」提升台灣文化的貢獻。這種能彰顯執政黨重視台灣主體性,打破以「中山」、「中正」為名的政治迷思,民進黨實不必留給中國國民黨來推動。


 


蔣渭水是一位非常有台灣意識的政治與文化領導者,因此他創立的團體「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台灣工友總聯盟」、「台灣民報」,均冠有「台灣」兩字。如果馬主席真心想追隨蔣渭水深厚的本土精神,最好把「中國國民黨」改為「台灣國民黨」,蔣渭水地下有知,相信會很高興的。(2006.01.21發表於《自由時報》)


 


如何讓台灣變成東方瑞士(2005.6.5)

 


如何讓台灣變成東方瑞士


 


台灣原是催生WHO的國度,卻因為蔣介石的一念之差「漢賊不兩立」,在1971年被趕出聯合國與WHO,成為國際孤兒。事實上,當年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老布希及台灣外交部長葉公超都主張把安理會讓給中共,而保留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花了二十二年才進入聯合國的中共,當年似乎也沒有反對兩個中國的安排。可惜老蔣剛愎自用,斷送台灣的國際地位,可說是台灣人民的罪人。


 


從1971到1996年二十五年之間,國民黨政府都沒有人去推動台灣重返WHO。直到1997年,我在《醫望》雜誌看到瑞士湖光山色的廣告,才知道恩 師李鎮源 教授正在發起台灣重返WHO運動,於是便參加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十二人的宣達團,參加第五十屆WHA大會。生平第一次到瑞士日內瓦,是一次難忘的人生經驗,但更難忘的是會後的「文藝復興聖地─―佛羅倫斯之旅」。佛羅倫斯對我的啟示猶如羅馬之於吉朋,我們台灣人也必須要有一場人文主義再生的文藝復興運動,才能創建擁有第一流文化的國度。


 


2003年我以衛生署顧問的身分,再度到日內瓦參加WHA大會,除了見到為SARS犧牲的歐巴尼醫師夫人外,最大的收穫是會後的「瑞士文化之旅」,並覺悟到要推動台灣的文藝復興,最好的方法是先讓台灣變成東方瑞士。


 


俗語說「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同樣的,瑞士由資源缺乏的貧窮之國,變成全球首富之國,也是瑞士人民經過數百年的努力,才成為目前和平、民主、富裕的永久中立國。


 


學習瑞士  以身為台灣人為榮


 


瑞士的面積比台灣大10%左右,人口卻只有台灣的三分之一。人種分布大約是德裔70%、法裔16%、義裔12%、原住民2%,與台灣的福佬、客家、新住民與原住民差不多。但他們與台灣最大的不同,是沒有統一派的存在,大家都以做瑞士人為榮,不像台灣還有15%左右的「純種中國人」(pure Chinese)不認同台灣,這是瑞士能維持安定和平的最大因素。有一天如果台灣像瑞士一樣沒有統派的存在,大家都以做台灣人為榮,政局自然就會趨於安定與和平了。


 


五項典範  值得台灣研究借鏡


 


文化掛帥,經濟發達,生活富裕,重環境,守秩序,一般人都勤勤懇懇腳踏實地工作。五十萬寓兵於民的精悍部隊,一百八十年的永久中立,四種不同的國語,公民投票的直接民主制度,無人可以干涉的司法,二十六個由司法保障和維護並擁有充分自治權的邦……瑞士人把整個國家建設成美麗的大公園,確實值得我們學習與欣賞。如果我們台灣能做到下列五點「瑞士模式」的典範,也有可能成為永久和平的東方瑞士:


 


一、公民投票制度的建立:瑞士在1874年就開始建立公民投票的制度,每年春、夏、秋、冬四季各舉行一次公民投票。例如1986年3月,他們以三比一的懸殊比數,否決了政府參加聯合國的建議,但2002年卻超過半數要求加入聯合國。目前他們已是聯合國的會員國。


 


二、文化掛帥的國度:瑞士與台灣最大的不同是:他們是文化掛帥的國度,台灣則是政治掛帥的國度。以文化預算來說,日內瓦市文化預算37%,洛桑市大約是20%,而台灣的文化預算只佔1.3%左右。文建會一年預算才五十五億,比交通部觀光局的七十七億還少。他們的鈔票上印的是雕刻家、音樂家、建築大師,我們的鈔票則以政治人物為主;他們公園裡的雕像都是文化界人士,我們的大部分是政治人物。在日內瓦,一個交響樂團指揮家的知名度遠超過總統。


 


三、重視環保教育:在瑞士,從小就教育孩子要珍惜每一棵樹,為世世代代的子孫著想,非常重視自己的居住環境與生活品質,再生紙的利用與垃圾的分類處理做得非常好。


 


全民皆兵  外敵難侵維持和平


 


四、全民皆兵制:瑞士雖是中立國,卻實行全民皆兵制。男生二十歲起要接受十七週的訓練,以後每年兩週直到五十歲,年年都要受訓。受訓時,要穿軍服、配手槍,平常這些武器都放在家裡保管好,一旦有任何外敵,四十八小時內全國即可總動員,充分顯示瑞士人保國衛民的規律和紀律。這樣才能維持將近兩百年的和平傳統,而無外敵入侵。


 


五、平等的語言政策:瑞士雖有德、法、義及古羅馬語四種語區,文化及生活習慣也各有差異。但因四種語言都是官方語言,彼此尊重差異性,而且瑞士人都會講三種以上的語言,彼此溝通並不困難,所以能和平相處。希望未來的台灣,也能把重要的語言列為官方語言,並至少能懂兩種以上的語言,彼此溝通無問題,才能和平相處,共同創造台灣美好的未來。


 


不分族群  共同再創台灣奇蹟


 


總之,2003年的瑞士WHO及文化之旅,帶給我的衝擊與懷念是深刻而永恆的;而我恩 師李鎮源 教授的美夢――台灣加入WHO,以及我個人的美夢――台灣變成文化掛帥的國度,都還有一段很長遠的路要走。瑞士人不分族群,經過一百多年的努力經營,共同創造了經濟奇蹟、政治奇蹟、和平奇蹟及文化奇蹟。我們台灣人在戰後的歲月,也曾在1980年代創造經濟奇蹟,1990年代創造民主奇蹟,廿一世紀則是台灣人不分族群共同創造「和平奇蹟」及「文化奇蹟」的時候了。在這一方面,瑞士人世界公民的胸懷,公民投票的制度,以及文化掛帥的傳統,在在值得我們借鏡與學習。我們應該以「瑞士熱」來取代目前的「中國熱」,切斷五千年的帝王思想與封建專制,努力把自己的國家建設成東方的花園,這是台灣人未來努力的目標與理想。期待明年參加WHA會議的朋友,開完會後順便做一趟瑞士的文化之旅,相信收穫將會比參加WHA更多,並有助於把台灣建設成東方的瑞士。(2005.06.05發表於《自由時報》)



 


文化使人結合,政治使人分裂(2005.5.16)

 


文化使人結合  政治使人分裂


 


去年美國大選,我熱中於美國政治的女兒,全力支持民主黨候選人凱瑞,認為他一定會贏。我告訴她別太樂觀,民調結果都預告布希會險勝。結果布希當選,我女兒非常傷心,甚至想移民加拿大,不想住在布希統治下的美國。我勸告她,美國又不是布希的,美國是屬於全體美國人的,你應該找出民主黨失敗的原因,以便四年後東山再起。同時也勸她多到音樂廳聽馬勒的音樂,把心情沉澱下來,讓永恆的音樂取代先前的政治熱。畢竟四年之後,布希的光環必然褪色,而馬勒的音樂將會愈來愈熱,成為點燃人類心靈的希望之光。


 


兩年前我到瑞士日內瓦參加WHA大會,那時我踫到許多瑞士人,都不知道他們的總統是誰,因為瑞士是七位部長輪流當總統,任期只有一年,總統主要任務是執行每年四次人民公投的結果;反而新從以色列請來的瑞士交響樂團指揮變成家喻戶曉的人物,因為他的照片被貼在每部公車及停車站上。


 


1979年在維也納舉行美蘇高峰會議時,美國總統卡特與蘇共領導人布里茲涅夫同時出席維也納歌劇院的演出。當時奧國指揮大師波姆(Karl Bohm)出場時,聽眾給他十五分鐘的鼓掌,卡特是三分鐘,布里茲涅夫是一分鐘,這表示現代文明國家是藝術家掛帥的國度,藝術家比政治家更受尊重。至於為什麼卡特比布氏多兩分鐘,大概是因前者由人民選出,後者由權力鬥爭而得權,所以這兩分鐘可說是「Cheer to Democracy」(向民主致敬)。


 


相反的,1980年代日本指揮大師小澤征爾率領波士頓交響樂團去中國時,鄧小平出場,中國聽眾給鄧十分鐘的鼓掌,小澤征爾只有三分鐘,這表示中國是政治掛帥的國度,政治家高於一切。我們台灣人要建設現代化的文明國度,一定要學習瑞士與奧地利這些文明小國,成為藝術家掛帥的國家,重視藝術家。台灣需要很多為人類精神服務的傑出藝術家,而不需要政治上的「偉人」。


 


當英國指揮家拉圖榮任世界一流的柏林愛樂指揮時,他以馬勒第五作首演,全歐洲有兩億人觀看這場音樂會的電視轉播。這不僅表示馬勒的時代已經來臨,也顯示在德國音樂比政治更受重視,因為連德國總理的重要演講,也不可能吸引這麼多的聽眾。


 


1991年蘇聯帝國崩潰前夕,戈巴契夫去欣賞阿巴多指揮柏林愛樂演出馬勒第五的第一樂章,他說馬勒的音樂滲透到生命的本質,他整個心靈感受到極大的震撼。誠如呂紹嘉所說:「馬勒最偉大的地方,是他的作品反映了他的時代。」


 


同樣的,NSO音樂總監簡文彬十五年前在維也納求學時,第一次出遠門就是去憑弔馬勒之墓,那時他心中的澎湃無法以任何狂風暴雨來形容,最後他默默發誓︰「希望有一天能在台灣演出馬勒全集。」這個夢終於在十四年後實現,他在2004-05樂季,演出十八場「發現馬勒」系列,讓馬勒的時代終於降臨台灣。


 


這是台灣音樂史上劃時代的歷史性演出,不僅提升台灣音樂界的水準,也讓我們驚訝地發現台灣已擁有接近國際水準的交響樂團及世界級的指揮家呂紹嘉等。我在美國聽過小澤征爾、拉圖、沙洛南指揮演出馬勒的〈復活〉,雖然感動,但沒有落淚。去年11月7日聽簡文彬演出馬勒的〈復活〉,在樂曲快結束的高潮樂段,我情不自禁地感動落淚,這是我第一次在國內聽馬勒掉眼淚。接著今年3月18日在呂紹嘉的故鄉新竹聆賞他指揮演出馬勒第九的最後一個樂章時,又一次落淚。雖然兩個月前我才在美國聽湯瑪斯(Michael Tilson Thomas)指揮舊金山交響樂團演出此曲,但沒有感動落淚,而我們的NSO似乎還沒有超越舊金山交響樂團。顯然呂紹嘉的詮釋功力,已超越了美國指揮家湯瑪斯。


 


這場音樂會,不僅讓馬勒迷的我落淚,不少第一次聽馬勒音樂的人也同樣成了淚人兒。後來我到後台問呂紹嘉有沒有掉眼淚,他說︰「指揮其他作曲家的作品,我很少掉淚;但馬勒的作品,尤其是第九經常讓我掉眼淚,今晚我確實掉了不少眼淚。」


 


雖然簡文彬催生的「發現馬勒」系列引起聽眾熱烈迴響,但整個台北城的媒體反應卻相當冷淡,不像1910年9月12日馬勒在慕尼黑親自世界首演第八交響曲(千人)時,整個慕尼黑變成了馬勒城,大家都在談論馬勒的音樂,正如最近台北都在談論自殺的倪敏然,以及到北京做朝貢之旅的「連胡會」與「宋胡會」。希望台灣的媒體多多學習德國、瑞士、日本的媒體,經常轉播馬勒的音樂會,以提升整個社會的心靈水準,並超越困境,淨化自我,將會帶來整個社會的和平。最近在誠品書店踫到我的學長、前衛生署長李明亮,看他心情愉快,容光煥發,我問他保持快樂的秘訣。他說最近都不看電視和報紙,都在聽馬勒愛好大自然的第三交響曲,所以才心情愉快。原來他正忙於5月15日馬勒系列第三交響曲的樂曲解說。


 


台灣是一個奇怪的國度,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全世界都在杯葛屠殺自己知識分子的野蠻中國,只有台商不顧一切到中國投資,促成今日中國的經濟奇蹟。今年3月在胡錦濤主導下的〈反分裂法〉通過,引起美、日、歐盟強烈批評,但台灣的兩位反對黨主席卻仍不顧一切,到中國跟胡錦濤握手言歡,並利用統派媒體,激起一股不該有的「中國熱」,一向痛恨中國共產黨的自由主義者傅斯年,地下有知,一定會很痛心。


 


目前陳水扁最好的做法,是趕快把這股中國熱降溫,追隨當年蔣經國的三不政策,宣布兩年內絕不會與胡錦濤會晤;並在這兩年內凝聚國內共識,制定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同意的兩岸和平政策,然後在取得美日兩國的合作下,卸任之前在美國夏威夷舉行美、日、台、中四國高峰會議,徹底和平解決兩岸問題。這時台灣的代表團希望有高俊明與林義雄這兩位台灣人信任的台灣的良心參加。


 


2005年7月10日馬勒一生最偉大的作品〈千人交響曲〉將在台北演出。這首曲子不僅是「人類的聲音」,也是「宇宙的聲音」,希望阿扁政府以及台灣所有媒體,處理這場世紀性的演出,猶如處理連戰的北大演講,大家將會發現,「文化使人結合,政治使人分裂」。當馬勒的時代在台灣降臨時,一個和平的時代以及文化奇蹟的時代也即將來臨;那時「中國熱」與「胡錦濤熱」自然會在台灣消失,一個有尊嚴的和平時代也才會在台灣降臨(2005.05.16發表於《自由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