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5日 星期五

指揮大師殷巴爾讓馬勒的英雄時代降臨台灣

介紹馬勒這位西方音樂巨人來臺灣的功臣們

    最早介紹馬勒來臺灣的,很可能是史惟亮在文藝雜誌上,所寫的《大地之歌》介紹,然後在80年代,台灣的唱片界猛出馬勒,而台灣的樂團也開始演奏馬勒的交響曲;接著李哲洋主編的《全音音樂文摘》,在1987年2月號和3月號,以馬勒與伯恩斯坦為封面人物,翻譯十幾篇文章詳細地介紹馬勒,同時李哲洋在1972年出版第一本台灣的馬勒傳(法國作家Mark Vinal原著),而當時就讀國立藝專的簡文彬,透過此書才開始瞭解馬勒,因此李哲洋靠他的筆桿把馬勒介紹到台灣來,他所播下的種子,終於在17年後,2004~2005年國家交響樂團(NSO)音樂季開花结果。簡文彬以他的指揮棒,把馬勒音樂有系統地介紹給國人,他從馬勒的兩句名言:「傳統即是腐敗」、「我的時代終將來臨」,得到「創新執著、分享感動」的靈感,並以18場馬勒音樂會、無數的音樂講座和 出版《發現馬勒》的精美專輯,讓馬勒不可一世的豪情,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開花。
     NSO在歷經18場馬勒音樂洗禮之後,脫胎換骨,成為亞洲一流的交響樂團。想不到去逝將近百年,從未來台灣的馬勒,居然透過簡文彬的策劃和演出,成為提升台灣NSO與文化界水準的推手,這應是馬勒這位先知絕對想不到的事。
    NSO音樂總監簡文彬在2004-2005年樂季演出場《發現馬勒系列》,讓馬勒的時代終於降臨台灣。這是台灣音樂史上劃時代的歷史性演出,不僅提升台灣音樂界的水準,也讓我們驚訝地發現,台灣已經擁有接近國際水準的交響樂團及世界級的指揮家呂紹嘉,他指揮NSO演出馬勒第九時,全場動容,使無數聽眾感動落淚。
     因此2010年台灣音樂界的最大消息,便是蜚聲國際的台灣指揮家呂紹嘉,經過多年的心靈漂泊,終於回到心愛的故鄕,出任NSO音樂總監,這一年剛好是馬勒150歲生日,因此呂紹嘉馬上安排五場馬勒的音樂演奏,2011年是馬勒百年逝世紀念,呂紹嘉再演出五首馬勒交響曲,他以二年時間演出全套馬勒交響曲,使台灣聽眾更深入地瞭解馬勒,在他十年領導下,使NSO成為亞洲第一流交響樂團,2020年他將以他最拿手的馬勒第九告別NSO,最可惜的是他指揮NSO的馬勒都沒有留下CD或DVD。

殷巴爾帶領台北市交,使馬勒的英雄時代降臨台灣

     2019年台灣樂壇最重要的大事,便是台北市交邀請到世界級的馬勒與布魯克納權威指揮家殷巴爾(Eliahu Inbal,1936出生於耶路撒冷),這位以色列指揮大師,分別在2015年&2018年指揮過台北市交演出馬勒第三和第一,精彩絕倫、令人難忘,今年台北市交新任團長何康國,在今年三月宣布殷巴爾將成為下一任台北市交首席指揮,不但大大提升台北市交團員的士氣,,也使整個台灣樂壇充滿了期待。從前台北市長李登輝與陳秋盛開始的「台北市音樂季」,2019年創造了音樂季的高潮;殷巴爾的馬勒傳奇,讓馬勒的《英雄時代》正式降臨台灣。
    台北市交在廣告中説:「千呼萬喚,引頸盼望,在台北聽見跨世紀的傳奇,從《千人》、《復活》到《天堂之歌》,2019年的秋天,殷巴爾與北市交一起跨入馬勒的台北時代。」殷巴爾在10月5日舉行記者招待會,我們馬勒愛樂協會在邵會長帶領下也應邀出席,發現這位以色列指揮,夫婦都很和藹可親,雖然已經83歲,仍然精力充沛、神采煥發、頭腦清楚,我告訴他説:我在30多年前,就在南加州柑縣,聽過他帶領法蘭克福廣播交響樂團演出馬勒第六《悲劇》,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聽到馬勒第六的演出,因此特別感動與難忘,殷巴爾回答説:這是他第一次率領歐洲樂團,遠征美國,也是一次難忘之旅。

殷巴爾以馬勒第八《千人》,做為北市交50歲生日禮物

    今年是洛杉磯愛樂交響樂團,創立100週年紀念,指揮杜達美以馬勒第八《千人》,做為完美的結束樂曲,這也是洛杉磯迪士尼音樂廳,2003年開幕以來第一次演出《千人》,我也為了這場音樂會,特別提前返美,並且寫了一篇詳細的報導,與國人分享。台北市交今年是創立50週年紀念,殷巴爾也是選擇馬勒第八《千人》,在10月20日在台北國家音樂廳,做就任第一場演出,殷巴爾邀請的八位獨唱家,都是國際知名的歌手,樂團除了北市交之外,上海愛樂交響樂團有30位團員也前來助陣,合唱團有:台北市交合唱團、國立實驗合唱團、台北華新兒童合唱團、榮星兒童合唱團、拉縴人少年兒童合唱團,演出時,殷巴爾彷佛是威嚴的三軍統帥,指揮若定、有條不紊、層次分明,從拉丁文開場白:「祈求造物主的聖靈降臨吧!」到歌德浮士德帶領一群有志者,開創人間的天堂,唱出《神秘合唱》,進而在永恆女性帶領下靈魂昇華而升天的境界,殷巴爾的指揮棒像多彩多姿的彩繪筆,把馬勒音樂的人間天堂景像,動人地呈現出來,因此一旦奏畢,爆發了如雷的掌聲,而且全場座無虛席,掌聲持續15分鐘才結束,這是我多年來參加過的北市交音樂會中,聽眾反應最熱烈、最令人感動而難忘的音樂會,台北市交今晚的表現,士氣高昂、全神貫注、相信在殷巴爾三年領導下,將會脫胎換骨成為亞洲第一流的交響樂團之一。音樂會結束之後,台北市交有一場豐盛的茶會,台北市副市長蔡炳坤表示:「自己是資深古典樂迷,對於市府能夠邀請到國際級的指揮大師擔任首席指揮 ,北市府深感驕傲,北市交將與許多著名國際音樂家合作演出,亦藉由國際巡演開展聲譽,音樂成就邁向新高峰,讓許多聽眾重新認識北市交這個50年的金字招牌。」接著殷巴爾表示:「他非常期待與北巿交未來的演出,他曾客席指揮北市交演出馬勒第一和第三交響曲,雙方就有非常良好的默契與互動,接任首席指揮之後,他也期許北市交更上一層樓,而馬勒交響曲是他送給樂團的絕世神功,當樂團演奏過全套馬勒作品後,整體音樂素質都將會有大幅度的成長。」在茶會中,我向殷巴爾表示:「我5個月前,才在洛杉磯迪士尼音樂廳,欣賞杜達美指揮演出馬勒第八,而你今晚的詮釋比杜達美,更感人、更有深度。」殷巴爾很有自信地微笑回答我説:「Of Course」。接著我問他:「你生平演出過多少場《千人》」,他回答:「至少指揮過20場以上。」

殷巴爾指揮馬勒《復活》讓高雄與台北的樂迷,分享馬勒的天堂世界

     接著10月25、27日,分別在高雄衛武營文化中心與台北國家音樂廳演出馬勒第二交響曲《復活》。自從2018年11月4日,杜達美指揮柏林愛樂演出馬勒第五,轉播全球之後,高雄衛武營已經成為全球知名的台灣文化地標,它的建築與音響是世界級的水準,尤其是管風琴系統更是亞洲第一,這個音樂廳彷佛是為馬勒交響曲量身打造,總之,這是非常適合演出馬勒《復活》的音樂廳,今天的導聆是現任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音樂總監簡文彬,他就是第一位在2004年,在台灣主持馬勒音樂節的指揮家,他平易近人、深入淺出的解析馬勒《復活》,使聽眾獲益良多。
     10月25日於高雄衛武營國家文化藝術中心音樂廳,是殷巴爾首次來此音樂廳演出,也是台北市交首度來此音樂廳演出,而高雄愛樂者,也可能是生平第一次有機會在高雄欣賞馬勒《復活》,因此可以說是一場歷史性的演出,指揮、樂團、合唱團和聽眾都充滿了期待。雖然馬勒認為《千人》是他一生最偉大的作品,但是一般的樂評家卻認為馬勒《復活》和第九,才是他的精品,我個人也是在1986年,在南加州第一次聽小澤征爾指揮波士頓交響樂團,演出《復活》,才變成馬勒迷,馬勒祗用八週時間就完成《千人》,卻花了六年時間才完成《復活》,這是西方音樂史上描寫《地獄》與《天堂》最逼真的作品,此次演出,帶給南臺灣樂迷一場有關生死契訶與信仰救贖的音樂饗宴,使高雄也進入馬勒的英雄時代。
     馬勒在1895年12月指揮柏林愛樂做此曲的世界首演,2008年指揮紐約愛樂是最後一次演出,生前總共演出十場;1963年11月24日伯恩斯坦指揮馬勒《復活》紀念二天前被暗殺的甘迺迪總統,全球轉播,使《復活》交響曲聲譽堀起,廣為世人所知,現在馬勒的《復活》與貝多芬的《合唱》,都成為人類祈求世界和平的象徵,例如2001年911悲劇十週年紀念,Allan Gilbert指揮紐約愛樂演出馬勒《復活》,也是全球轉播。我深信這首《復活》將會與貝多芬《合唱》一樣地成為全球各地的熱門曲目。
     殷巴爾在台灣唯一的葡萄園式的音樂廳,令他想起他在指揮東京大都會交響樂團在Suntory 音樂廳的美好時光,他是一位重視大格局、比較不苟小節的指揮,(這點是他與NSO的桂冠指揮赫比希不同之處),第一樂章《送葬進行曲》一開始就把悲劇的氣氛,瀰漫整個音樂廳,北市交的表現,確是比上週的《千人》更上一層樓的感覺。殷巴爾駕輕就熟,以深入淺出的手法,大而化之的指揮姿勢,把馬勒《巨人》交響曲的主角送上天國。第二樂章的氣氛完全與第一樂章相反,馬勒以他最喜愛的蘭德勒舞曲,描述第一交響曲主角,對過去人生的短暫幸福、青春與失落的純真引發的甜美回憶,殷巴爾也彷佛回到青春時代,載歌載舞地指揮這個樂章。《少年魔號》這部包羅萬象的民間詩集,是馬勒早期創作的秘密武器,《復活》第三和第四樂章的靈感均來自《少年魔號》,第三樂章取採自〈聖安東尼向魚兒傳教〉,這個〈詼諧曲〉樂章,充滿魚兒在水中流動的樂音,馬勒卻説他是在描寫塵世的混亂人生,因此讓他想回到天堂去,北市交的演出表現平穩。第四樂章〈原光〉取材自《少年魔號》,女低音(Katharine Magiera)音色極美,如泣如訴地唱出想回歸天國的渴望;第五樂章是馬勒的神來之筆, 參加指揮大師畢羅葬禮時,因聽到德國詩聖Klopstock的聖詠《復活》,馬勒心中彷彿受閃電擊中,精神受孕,一氣呵成地完全他一生中最崇高神聖的樂章,女高音Rachel Harnisch以及女低音都有令人迴腸盪氣的表現,祗是高雄室內合唱團和青韵合唱團加起來不到120人,因此最後馬勒升天的氣勢不夠雄偉,是美中不足之處,但是結尾時,衛武營的管風琴發輝了極佳的效果,當殷巴爾以77分鐘結束馬勒《復活》時,全場沸騰,掌聲持續15分鐘,殷巴爾不但使北巿交復活,也使衛武營復活了。

台北場的馬勒《復活》,是北市交近年來最高水準的演出

     10月27日北市交回到熟悉的台北國家音樂廳,再度由殷巴爾指揮演出《復活》,殷大師曾經說「我的每一次演出都有不同的詮釋」,雖然衛武營的管風琴和音樂廳的氣氛比台北國家音樂廳卓越,北市交在台北主場卻帶來了更精湛的演出,我也十分同意專案評論人顏釆騰的説法:「這場演奏逼近了台灣樂團演繹馬勒的極限,已經到達了歐洲前線樂團的水準,儼然是近幾年來臺灣樂團最好的馬勒《復活》演繹之一。」比起去年NSO桂冠指揮赫比希指揮NSO演出《復活》,重視大方向的掌握的殷巴爾略勝赫比希注重小細節的詮釋方式,尤其是最後馬勒的音樂引領大家衝向宗教天堂的崇高境界,殷巴爾指揮棒做到了馬勒所描述的克服死亡而升天的境界。
    2004年我很榮幸地擔任呂紹嘉指揮NSO,演出馬勒第九的導聆,那時我比較名家的十個版本,發現義大利詩人指揮家朱利尼的版本最得我心,而呂紹嘉的馬勒第九,也讓全場動容流淚,把馬勒告別人世的依依不捨之情,做了最逼真的詮釋。10月27日的演出,我又有機會做殷巴爾《復活》的導聆,更覺榮幸,我略述馬勒在西方音樂史上的地位後,就以馬勒親自撰寫的《復活節目解説》,給大家做導聆,因此我頓時變成馬勒的替身,最後以伯恩斯坦與英國女低音Janet Baker的〈原光〉獨唱,以及阿巴多在2003年指揮琉森節慶管弦樂團,演出復活最後三分鐘高潮樂段做結束。馬勒曾説:「如果您對人生的意義有什麼懷疑,聽完我的復活交響曲,您就會找到人生的答案。」最後我祝福大家,聽完這場音樂會後,都會找到人生的答案。

殷巴爾演出馬勒第四《天堂之歌》,台灣次女高音范婷玉臨危受命

     殷巴爾本季最後一場演出是11月3日在中山堂中正廳演出馬勒第四《天堂之歌》,這場包括六首《少年魔號》選曲以及馬勒第四交響曲第四樂章〈天堂之歌〉,本來是瑞士女高音Rachel Harnisch擔任獨唱,但因她身體不舒服先回去歐洲,由國內畢業於德國漢諾威音樂學院的次女高音范婷玉臨時代替,范婷玉雖然壓力很大,但是臨場表現可圈可點,把六首《少年魔號》演唱得絲絲入扣,也第一次讓殷巴爾看見台灣的人才,在與殷巴爾合作演出第四交響曲的第四樂章〈天堂之歌〉,她以純真的美聲歌喉唱出兒童心目中的天堂之歌,馬勒在1900年創作第四交響曲,他的基本哲學觀是:「大人必須要保持兒童般的赤子童心,才能進入天堂。」我最欣賞的是第三樂章慢板,這是他懷念一再鼓勵他創作的慈母之作,伯恩斯坦也是以第四交響曲,開啓了美國馬勒時代。希望以後殷巴爾的音樂會,都能在國家音樂廳舉行,因為大師的演出效果,必須在國際級的音樂廳才能呈現出來。
                                               
台灣樂壇對殷巴爾在北市交三年任期的期待

     經過四場殷巴爾馬勒作品系列的洗禮,台北市交的表現另人刮目相看,士氣的高昂有目共睹,台北已經正式進入馬勒的英雄時代,台灣的馬勒迷,已經在殷巴爾指揮棒下,先後體驗馬勒「人間天堂」、「宗教天堂」和「兒童心目中的天堂」,都讓台灣聽眾有幸福滿滿的感受,跟馬勒的十九世紀末時代一樣,台灣在政治方面雖然停滯不前,但台灣的文化界仍然在不斷進步中,馬勒帶動維也納文化界,開創世紀末文化黃金時代,而我們這一代台灣人,也應該學習馬勒精神,創造台灣文化的黃金時代。
    殷巴爾年輕時,受伯恩斯坦的影響,而成為馬勒的權威指揮家;又因為受另一位恩師Sergiu Celibidach指導,他也成為布魯克納的權威詮釋者,又因為蕭斯塔科維奇是馬勒交響曲的接班人,殷巴爾也成為蕭斯塔科維奇的權威演奏家,他曾經分別與法蘭克福廣播交響樂團以及東京大都會管弦樂團,灌製兩套馬勒和布魯克納全集,評價都非常高,我們希望殷巴爾與北市交也能在三年內,灌製台灣第一套馬勒、布魯克納全集,能做到這一點,對台灣樂壇一定會產生重大的影響。同時殷巴爾也跟馬勒一樣,是指揮歌劇的高手,曾經擔任舉世聞名的威尼斯鳳凰歌劇院首席指揮多年,希望將來殷巴爾每次訪台,都能開指揮的大師班,培養台灣年輕一代的指揮家;另一方面,台北市交也有義務讓殷巴爾認識台灣優秀的作曲家和演奏家,經常讓他們有合作演出的機會,當有一天殷巴爾帶領台北市交,巡迴全球各地演出蕭泰然《1947序曲》、馬水龍《無形的神殿》、金希文《第三交響曲:台灣》時,那一天將是台灣文化在國際上出頭天日子的來臨,這是我們對殷巴爾的最高期待。
(2019年11月14日完稿於淡水海揚社區)

2020年5月14日 星期四

《林衡哲八十回憶集》自序

大一時就開始迷羅素的著作

    我在進台大醫科一年級時,書架上就有英文版的《The Portraits From Memory by Bertrand Russell》和《Bertrand Russell The Passionate Sceptic by Alan  Wood》,到了大二時,才去聽殷海光的演講,才知道他也是《羅素迷》,大四時,開始翻譯處女作《當代智慧人物訪問錄》,譯完之後,我把稿子寄給文星書店,據說是李敖推薦給老闆蕭孟能,才使我的書列入《文星叢刊》第142號,並獲得4200元的稿費,此書包括:羅素、卡薩爾斯及以色列國父班固理安等14人,經此鼓勵,我再接再厲在醫科畢業之前,翻譯《羅素回憶集》和《羅素傳》這二本譯作,因為李敖文章觸怒國民黨政權,蕭孟能不得不關閉文星書店,我也祗好去拜訪在文星書店隔壁開長榮書店的張清吉先生,他看到文星書店關門時,人山人海的景象,他也正好想轉型出版對社會有貢獻的好書,因此我就適時鼓勵張先生説:「人死留名,虎死留皮,與其出版一些雜七雜八的英語會話書,不如有系統的翻譯一套世界名著,對台灣讀書界會比較有貢獻。」張先生也從善如流,加上他本人也頗受日本《岩波文庫》的影響,就答應先後出版我翻譯的《羅素回憶集》和《羅素傳》,而成為《新潮文庫》的創刊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出版後,一時洛陽紙貴,甚至連殷海光教授,親自來書店拜會張先生,並鼓勵他多出好書,使張清吉對這種高水準的書產生信心。後來我又陸續替《新潮文庫》編譯了六本書,才在1968年7月到美國紐約行醫與欣賞20世紀名家的音樂會。在出國之前,我拜託同班同學廖運範,替我翻譯我沒有時間翻譯的《佛洛伊德自傳》,廖同學譯筆流暢,此書的出版,宣告台灣「心理分析時代」的來臨,20多年後中國也出版了廖同學這本書,也是洛陽紙貴非常暢銷,當時翻譯一本書,等於台大醫院住院醫生五個月的薪水,因此透過廖同學的號召,有10多位醫師投入《新潮文庫》翻譯陣容,包括翻譯四本佛洛伊德名著的林克明,和翻譯佛洛伊德經典名著《夢的解析》的賴其萬、以及翻譯史懷哲《文明哲學》的鄭泰安等。

催生《新潮文庫》,為台灣社會開了一扇世界之窗

    總之,我在台大醫學院當學生的時代,無意中催生的《新潮文庫》,在七十年代獨裁恐怖政權下,替台灣社會開了一扇世界之窗,讓年輕人望向廣大的世界性的人文天地,使無數茫然、畏縮的年輕心靈得到一陣春風,一道陽光,同時也擴展了讀者的文化視野,滿足了讀者的求知欲,五十多年來,《新潮文庫》出書近五百種,實現了當年胡適想大規模翻譯世界名著的理想,創造了戰後台灣出版史上的奇蹟,把西方第一流的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音樂家、藝術家的作品介紹到台灣來,為台灣思想界的現代化、民主化做出歷史性的貢獻。羅素的自由主義思想、史懷哲的人道主義、羅曼羅蘭的理想主義、廿世紀流行的存在主義、禪宗思想、心理分析、現代小說、現代藝術、現代電影,都透過《新潮文庫》而在台灣流行起來,這是蕭孟能的《文星叢刊》之後,影響現代台灣思潮與青年人最深遠的一套文庫,我與張清吉、曹永洋主編雖然都是平凡的人物,在張先生五十年的默默耕耘下,也無意中做了一件不平凡的事,也因此天下雜誌在2002年選張清吉先生,為推動台灣社會進步的唯一出版界人士,使我也與有榮焉。

大學時代受歐美四大哲人的影響

     1968年出國之前,我可以説是台灣文化的文盲,影響我最深的是英國哲學家羅素,他培養我獨立思考的能力,並認識共產主義的真面目;德國的哲人兼醫生、管風琴演奏家的史懷哲博士,他培養了我的人道主義與和平主義的思想,以及對巴赫音樂的深度瞭解;加泰隆尼亞的卡薩爾斯,他培養我反抗獨裁的精神,同時在1970年4月15日在親自聆聽他演出〈白鳥之歌〉之後,他更培養我「台灣文化獨立的思想」;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和《約翰·克利斯多夫》,使我年輕時代變成貝多芬迷以及對音樂的終身喜愛,並且也培養了我的理想主義以及對傳記文學的熱愛。總之,我替《新潮文庫》翻譯或編譯的八本書中,「台灣」這二個字從未在我的序中出現過,當時我都以中國智識份子自居,甚至在高中日記中寫道:「我要放棄學醫,並且獻身於推動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我想那時,大概是受胡適之的影響吧!

在美國紐約沉醉在世界名家的音樂會

      1968年7月生平第一次出國到紐約,到天主教聖瑪利亞醫院做Intern,起先三個月,因為語言不通,醫院水準也沒有台大醫院好,而且醫院是在布魯克林黑人區,我有點適應不良,整天後悔來美國,但是紐約愛樂音樂季開始,我親自欣賞我一向心儀的伯恩斯坦指揮貝多芬〈彌撒曲〉,那是晚期貝多芬最偉大的作品之一,我心靈的震撼無法用筆墨來形容,那時我就覺得美國還是值得來的,台灣是無法欣賞到這麼高水準的音樂會。紐約是美國的音樂首都,幾乎所有的世界名家都會來此演出,於是我默默發誓,我要聽盡所有20世紀名家的演出,因此住在紐約的前五年(1968-1973),我幾乎每週二天在醫院值班,二天在林肯中心與卡內基音樂廳值班,記得生平第一次到紐約大都會歌劇院聽歌劇〈卡門〉時,前一天晚上在婦產科值班,才睡了不到二小時,因此欣賞卡門最後一幕,是在睡夢中欣賞,也是非常過癮。那時醫院工作平均每週超過I00小時,我還是每週至少聽二場音樂會,記得有一次在一週之內,就連續欣賞魯賓斯坦、霍洛維茲、塞爾金三位鋼琴大師的演出,而且他們的演奏仍然在巔峯狀態,那真是一段我人生中音樂欣賞的黃金時代。第二年我在林肯中心附近的一家羅斯福醫院做精神科住院醫生,那時我經常有機會到林肯中心做急診醫師,就可以免費欣賞一場音樂會,我在這家貴族醫院做精神科醫師時,有三位病人是越南的退伍軍人,從他們身上以及社會上的反戰氣氛,我很早就預知美國會在越南首吞敗戰,那時我的英文辯論不夠好,因此決定以小兒科做為我的終身志業。

出國後,台灣政治意識很快覺醒,但文化上仍然受中國文化的影響

     在出國之前,我都忙於介紹世界文化到台灣,並一直以中國知識份子的眼光在看世界,一直到美國之後,才發現自己居然是台灣文化的文盲,不瞭解台灣四百年苦難的歷史,對台灣的文化、歷史人物也非常陌生,一直到1968年,在美國紐約第一次參加台灣同鄉會,聽完陳隆志、周烒明、林榮勲等五位博士演講,我的台灣政治意識才覺醒過來,在此之前,我總認為不是國民黨反攻大陸,就是由中共統一台灣,從未想過台灣人也可以自己當家作主,這樣就不會在自己的土地上過著二等公民的生活。後來經歷了黃文雄、鄭自才的「刺蔣事件」、1971年由黃彰輝、宋泉盛、黃武東和林宗義四人發起的「台灣人自決運動」大遊行、以及1972年鄭紹良主持的紐約希爾頓飯店的「台灣民眾大會」,邀請彭明敏教授做主題演講,會後千人到聯合國遊行,這三件事,更堅定了我的台灣政治意識。但是在與楊牧主編《新潮叢書》(1970-75)時,我的台灣文化意識才剛剛萌芽而已,因此5年間,我們總共出版24本《新潮叢書》,除了陳芳明處女作《鏡子與影子》、施叔青的小説、楊牧三本詩集之外,清一色是海外華人著名作家與學者的作品,其中以《鄭愁雨詩集》銷得最好,後來因為劉大任《紅土印象》出了問題,主要原因是劉大任去神州大陸旅遊,對中共頗為失望,因此開始批評中國,但國民黨以為他投匪,整天派警總人士來書店恐嚇,張先生內心深深受害,所以我們三人決定停止出版新潮叢書。後來因為讀了吳濁流《無花果》、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史明《台灣四百年史》、黃煌雄《台灣先知先覺—-蔣渭水》、李南衡《賴和選集》等書,加上l977年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的影響,我的台灣文化意識完全覺醒。我慢慢地由台灣文化的文盲,蛻變為台灣文化的傳教士,不過我在紐約十年,很少有機會演講,祗在1977年美東夏令營做了一場介紹蔣渭水生平的演講,那時我的伯父郭雨新也在現場,對我鼓勵有加。

1982年南加州三件文化界大事,讓我成為「台灣文化傳教士」

     1978年我由紐約搬到南加州,直到1997年底返台落葉歸根,這廿年間我遇到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尤其是音樂知已蕭泰然,我們大家一起在南加州開創「台灣文化的新時代」,可以說是我在海外推動台灣文化運動,建立台灣文化主題性的黃金時代。一九八二年南加州發生了三件文化界大事,使我變成了「台灣文化傳教士」:
    (一)文壇老兵楊逵於一九八二年十月三十日由愛荷華降臨南加州訪問,促成了北美洲台灣作家的大結合。那一天是戰後海外台灣人第一個「北美洲台灣文學研究會」,在洛杉磯希爾頓大飯店水牛廳成立。在楊逵主持下,共有創始會員十四位參加:許達然、洪銘水、杜國清、張富美、陳芳明、林衡哲、謝里法、陳若曦、葉芸芸、林克明、江百顯、黃昭陽、鄭紹良以及榮譽會員楊逵。這一天楊逵演講有二百多位來自全美各地台灣文學關心者參加,聆聽他講述從《送報伕》到《壓不扁的玫瑰》的文學心路歷程,這場演講會揭開了洛杉磯台灣文化活動的序幕,也正式宣告《北美洲台灣文學研究會》時代的來臨。在此會11年(1982-1993)的歷史中有三大貢獻:(1)扮演了海外台灣人文化運動的火車頭,並促進島內外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曾先後邀請將近20位作家來美國巡迴演講,讓海外同鄉瞭解多采多姿的台灣文學傳統。(2)發表了一百多篇有關台灣文學的論文,同時也讓不少會友的文學生命復活。並由張恆豪與胡民祥主編《先人之血、土地之花—台灣文學研究會論文精選集》。(3)1989年在張良澤與黃娟努力下,在日本筑波大學舉行台灣文學史上第一次「台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有30多位來自台灣、美國、日本的作家學者參加,那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文學盛會,同時也有20多篇論文發表。
    (二)蕭泰然與許丕龍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催生第一屆「感恩節三千人音樂會」,促成了南加州台灣人聯合基金會的創立,在南加州台灣人聯合基金會(簡稱TUF)在1986年成立後頭十年,雖然歷經五位會長:吳西面、林衡哲、吳澧培、楊子清、頼英慧,但是最具特色的十年「台灣文化之夜」、十場「台灣名家演奏系列」以及催生蕭泰然的三首不朽的協奏曲,並推上國際樂壇。雖然有眾理事的幫助,以及無數熱心同鄕的支持,和蕭泰然的主持音樂節目,但是主要的幕後推手,還是當時身為小兒科醫生的我,因此我的女兒才會給我一個綽號叫「Minister of Taiwan Culture」。
    (三)台灣文化的奉獻者張良澤於1982年從日本來南加州宣揚台灣文化,那時他給一百位優秀同鄕考台灣文化常識,結果只有五位同鄕及格,當時洛杉磯同鄕會長許英智說:「我一生考試從未考得這麼壞,讓台灣人不知道有台灣文化的存在,國民黨的教育在這方面非常成功。」這句話對我是當頭棒喝,因此下決心要奉獻臺灣文化的宣揚,於是在1983年10月31日在Cerrito華國飯店,創立台灣出版社,1984年3月15日出版三部國府禁書(1)江文也的生平與作品;(2)無花果;(3)自由的滋味。這三部書,都是當時戒嚴時期的國府禁書,也都是促成我台灣意識覺醒的書,而且具有永恆的文學價值,我們都希望透過這些書,能普遍讓海外同鄕萌發台灣意識。這套《台灣文庫》,我邀請張良澤、張恆豪擔任顧問,並由陳芳明、張富美與我共同主編。我們推出許多受到國府當局禁止刊行的台灣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和傳記各領域的名著,在台灣尚處於戒嚴的八零年代時期,《台灣文庫》的出版使海外台灣人,更進一步了解自己祖國的文化以及台灣多元的歷史面貌,豐富的人文內涵及先賢追求理想的艱辛歷程,到1997年我返台服務之前,共出版42部,在海外頗受同鄉歡迎,同時也被美國各著名大學的東亞圖書館收藏,其中以《自由的滋味》、《無花果》、《浪淘沙》、《謝雪紅評傳》、《許曹德回憶錄》等最暢銷。解嚴後,李登輝民主時代來臨,1989年美國台灣出版社授權臺灣前衛出版社,在台灣發行《台灣文庫》,於是這套有良知的智識份子集體智慧與經驗的結晶,也同樣在台灣知識界造成不少震撼,透過《台灣文庫》,重新建構台灣人的價值觀和歷史認知,在台灣出版史上,似乎也繼《新潮文庫》之後,產生一些影響力。

建立《台灣傳記文學的新傳統》,希望有理想主義者的接班人出現

     1998年我落葉歸根,返台服務,與陳秀麗和陳倫美等人,以及吳澧培、李華林、張恆豪、陳永興等股東同仁合力協助下,成立望春風出版社,並在1999年創刊《望春風文庫》,首先推出《蕭泰然的音樂世界》、《福爾摩沙的呼喚》、《高俊明牧師回憶錄》、《我所看到的上一代》(謝里法著)、《一個海外台灣人的心思》(林莊生著),進軍台灣出版界,到2011年出版《無悔之旅》(陳永興著)、《西方音樂巨人馬勒》(林衡哲著)、《張四平回憶錄》以及《無國界醫學之愛》(陳永興&林衡哲合著)和《我的心靈簡史》(李喬著),12年之間我們確實出版不少世界級台灣傑出人物的傳記,以及外國傳奇醫界人物的傳記,同時也出版了西方浪漫派音樂大師馬勒的三本書,以及十張蕭泰然音樂的CD,成為推動蕭泰然和馬勒這兩位東西方浪漫派大師的大本營。我在1997年由美國返台時,確實懷抱開創台灣文化新時代的雄心壯志,但是這個理想並没有實現。雖然12年之間,望春風出版社出版了60部好書,在誠品敦南店辦了廿場台灣傑出人物的文化講座,以及十場精彩的新書發表會,只可以説播下一點台灣文化的種子而己。台灣雖然經過李登輝與陳水扁的廿年本土政權,但是台灣的媒體和教育界仍然是大中國主義者的天下,我們台灣文化變成主流的時代,仍然有遙遠的路要走。雖然2011年我因中風而退出出版社的經營,仍然希望能以台灣優先的精神,開創國際化、人文化、本土化的新文化,並期待21世紀的台灣能邁向創造《文化奇蹟》之路,成為東方文化的精神重鎮,落實台大醫學院前輩蔣渭水的夢想:「有第一流的文化,才能創建第一流的國家。」
      當年在美國杜克大學圖書館,看到象徵日本文化精髓的三百本《日本文庫》,我就默默發誓,我也要出版三百部象徵台灣文化精華的《台灣文庫》,目前已經80歲的我,才出版100本左右的《台灣文庫》和《望春風文庫》,我期待年輕的一輩,能出現理想主義者,替我完成我未能完成的理想。我歷經半世紀的出版事業,最大的貢獻可能是出版50部台灣傑出人物的傳記,建立了台灣傳記文學的新傳統,我個人也完成三部長篇傳記,以及一百多篇台灣歷史人物的短傳,在傳記文學的成就上,平凡的我,似乎比不平凡的胡適做出更多的成績。

〈故友回憶集〉是此書最重要的部分

    第二部分〈故友回憶集〉,可以説是此書最重要的部分。楊逵晚年受聶華玲之邀,來北美洲訪問,是他人生中最愉快的一段生命旅程,不但充分享受自由的滋味,同時異國的經驗也改變了他對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的看法,他的光臨洛杉磯也促成「北美洲台灣人文學研究會」的成立,這是海外14位作家與學者,因楊逵的關係,大家齊聚一堂而成立,在海外台灣文學史上留下不朽的足跡,他也因此獲得第一屆台美基金會的人文獎,我也因為他的小說《送報伕》而開始,投入台灣文學的研究。
    郭雨新是我們的「家族之光」,我的祖父林煥曾經幫助他在宜蘭農校時渡過難關,他曾擔任過宜蘭省議員25年,是當年省議會五虎將之一,退休後,他成為台灣民主運動的傳教士,成為承先啓後的關鍵人物,他不但影響陳菊、林義雄、游鍚堃等宜蘭政治人物,1975年他參加立委選戰,結果廢票八萬張,這場選戰促成無數新生代的覺醒,產生了日後的黨外與民進黨;晚年流浪海外,曾經在美國國會作證,為《台灣關係法》的設立,貢獻一份心力。1985年77歲他在美國去逝時,舉國同悲,受他影響的民主後輩,終於在1986年成立台灣民進黨,完成他未完成的夢想。
    陳泗治這位台灣音樂哲人,淡江中學退休後旅居美國,我曾三度一起與他到柑縣水晶大教堂做音樂禮拜,留下美好的回憶。從他那裡,我獲得日治時代台灣音樂家與音樂史的第一手資料,例如江文也的生平等,當我跟郭芝苑、蕭泰然一起到他家拜訪時,平常沉默寡言的他,突然暢談他在日治時代的黃金歲月,尤其是1934年他跟江文也、高慈美等旅日音樂家,在楊肇嘉帶領下巡迴全臺演出七場音樂會,那時的陳泗治彷佛返老還童,笑得特別開心。陳泗治的鋼琴作品充滿了濃濃的台灣味,聽起來特別感人。後來我主編《望春風文庫》時,特別邀請他最得意的門生卓甫見,為他的恩師寫出《台灣音樂哲人陳泗治》。

曹永和院士《台灣島史觀》與夏志清院士《現代中國小說史》都影響深遠

     我晚年才認識曹永和院士。2002年我擔任台南市文化局長時,曾與劉峯松合作,舉行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有關荷蘭時代之台灣的學術研討會,那時我們邀請曹永和、翁佳音等來做主題演講,後來臺南文化局邀請江樹生翻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部文字著作《熱蘭遮城日誌》共四本,想不到不久之後,荷蘭時代的台灣史變成顯學,這方面曹永和文教基金會出版的書貢獻極大。曹永和是大器晚成的博學之士,懂得十多種外國語,他的《台灣島史觀》是非常宏觀的看法,希望有一天,他的弟子中,有人能寫出,至少六千年的台灣島史,從漢人的角度來看,台灣祗有四百年史,但是從南島語系的原住民角度,台灣史至少有六千年。我曾經三次拜訪曹永和院士藏書豐富的家,加上他像是台灣史的活字典,每次拜訪他,都收穫滿滿,台灣史方面的智識成長不少。
     我和楊牧共同主編《新潮叢書》的時代(1970-75),夏志清無形中成為我們的精神顧問,因此志文出版社老闆張清吉來紐約時,我特別帶他去拜訪夏志清,而夏志清家無形中成為我們大家的清談中心,夏夫人王洞女士又燒了一手好菜,經常招待我們享受夏家的美食,那時就讀NYU的施淑青、和小説家於梨華,也常常在夏家歡聚,談的最多的是被夏志清捧紅的張愛玲,當新加坡學者王潤華、淡瑩夫婦要返國任教時,王洞豐盛的告別餐宴,特別令人難忘,而楊牧、陳少聰告別東岸,要去西雅圖華大任教時,我把當時紐約的華裔人文大師:周文中、王浩、夏志清、於梨華、施淑青、楊牧、陳少聰等齊聚一堂,算是一次歷史性的盛會,難怪三年前在中研院碰到王洞女士時,她說:「當年跟你與楊牧在一起的時光,是我們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

吳濁流和葉石濤是我台灣意識與台灣文學的啓蒙者

     吳濁流《無花果》啓蒙我的台灣意識,而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啓蒙我對台灣文學的認識,我非常欣賞葉老純真的文人個性,每次見到他談起種種的文壇往事,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我祗有二次機會跟他有比較親密的接觸,1991年他獲得南加州「台美基金會人文奬」時,我剛好是評審委員,除了助他一臂之力外,也安排他在美國唯一一次演講:加州大學洛杉磯洛杉磯分校葉石濤演講會。那時該校在台灣學生會長郭慈安主持下,大約有70人參加,不少學生在演講會後告訴我:葉老的演講讓他們大開台灣文學的眼界。另外一次是1999年,我邀請葉老來花蓮門諾醫院主講「台灣文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那天他娓娓道出臺灣330年的文學史,他的演講頗引起東華大學與慈濟大學學生心靈的共鳴。更令人難忘的是,企圖在花蓮推動台灣文藝復興運動的吳潛誠教授也抱病前來聽葉老的演講,並在會後特別陪葉老和其他文友鄭烱明、李敏勇和彭瑞金和我一起暢遊太魯閣,留下他最後的人生美好回憶。

曹永坤與我共創台灣馬勒愛樂協會

     曹永坤的曹府音樂沙龍,在台北是出名的,由於主持人的博學,讓大家獲益良多,連李登輝夫婦都是曹府音樂會的常客。我跟曹永坤先生本來是君子之交淡若水式的愛樂之友,但是為了成立台灣馬勒愛樂協會,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我們成為過從甚密的音樂文化戰友,終於在2006年7月7日,我們在曹府舉行台灣第一次「馬勒生日紀念音樂欣賞會」,那天曹先生暢談他對他對馬勒音樂的看法約40分鐘,他説:「馬勒寫出西方音樂史上,最美的音景(Soundscape),由於台灣人的認同問題,與猶太人的馬勒很像,因此使我們很容易接受馬勒的音樂。」想不到二週後曹先生就因肝癌而過世,後來在曹夫人鼓勵下,丶我們正式成立馬勒愛樂協會,目前在邵柏勳會長領導下,已經舉行過七十多場「馬勒文化講座」,並且每年到國外欣賞馬勒音樂的演出,是目前全球最活躍的馬勒愛樂協會之一。

吳西面和廖述宗對近代台灣民主運動貢獻極大,前者創辦《太平洋時報》,後者催生「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吳西面是我在洛杉磯時代的文化親密戰友,我在1983年創立台灣出版社,出版不少台灣禁書《台灣文庫》,吳西面馬上成為《台灣出版社》的股東同仁,每有新書出版,吳先生總會多買20本以上,送給親朋好友,1986年我們一起催生南加州台灣人聯合基金會,他擔任第一任會長,舉辦盛大的「台灣文化之夜」,在他任內邀請陳永興、謝里法、陳芳明、呂秀蓮等做專題演講,約五百人參加,非常成功;第二屆邀請張良澤、鄭烱明、簡上仁等做主題渲講,到晚上11點半才結束,沒有人提前離開,盛況空前。吳西面因受陳永興演講挑戰,他決心在1987年創辦《太平洋時報》,我跟陳惠亭、黃森元、鄭炳全、謝聰敏、胡忠信等人都有協助過他,1995年吳西面過世後,我接棒6年,在我返台服務後,由顏永財夫婦與林文政夫婦接棒,直到2019年3月,才成為網路週報,是台美人壽命最長的報紙。吳西面對早期的民進黨出錢出力貢獻極大,他也是南加州台灣人社團的聖誕老人,祗求付出,不求回報。
    廖述宗是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的催生者,他是世界級的男性荷爾蒙的權威學者,他的恩師是諾貝爾獎得主,他對近代台灣的民主化運動貢獻極大,是李登輝的總統直選的大力促成者之一,我跟他合作過不少事情,例如林義雄到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獲得碩士學位,就是他主持的基金會出錢出力,而我們南加州台灣人聯合基金會祗是從旁協助,台灣出版社出版柯喬治英文版《Formosa Betrayed》,那時廖教授主持的基金會也從旁協助,1996年南加州TUF和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聯合舉辦《台灣文化之夜》,邀請李遠哲主講《回台工作1001夜》,約八百人參加,也是我們倆人幕後合作的成果。廖述宗的父親廖繼春,被我選入我主編的《廿世紀台灣代表性人物》,因為他是近代台灣最傑出的畫家,曾六次贏得日本帝展。

李敖最後遺言:「你們台灣人放心好了,中共吞不了你們。」

     雖然李敖認同中國,我認同台灣,但我一向以愛與包容的態度,對待他們,在《文星時代》,李敖以犀利的文筆,把蔣政權認真做假的真面目揭開來,而且始終如一;對孫中山的批評,也是如此。他也曾經幫忙過台獨烈士鄭南榕辦雜誌,與台獨先知謝聰敏維持終身友誼,李敖在去逝前一年,受葉麗晴之邀,在飛頁書餐廳做生平最後一場演講,那時他説:「你們台灣人放心好了,中共吞不了你們;但是你們要獨立,也是不可能實現的夢。」演講完後,他對我說:「我保留一封信,証明你的《當代智慧人物訪問錄》,是我推薦給蕭孟能,才列入《文星叢刊》142號。」雖然我後來沒有看到這封信,但是我相信李敖的話,我的處女譯作《當代智慧人物訪問錄》,在文星出版,獲得4200元稿費,是我人生中最難忘的經驗。後來李敖在台灣出版彭明敏《自由的滋味》,是採用我的《台灣文庫》的譯本(由高瑞穗主譯),算是報答他早年的知遇之恩。

郭松棻是文學界的《台灣之光》,王敏昌是醫學界的《台灣之光》

    郭松棻與我雖不常見面,卻是心靈上的知已之交,在大學時代透過《文星雜誌》,他把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介紹給台灣讀書界,而我則透過《新潮文庫》介紹行動的哲學家羅素,給台灣讀書界。1968年我出國時,在加州柏克萊大學楊牧家,同時認識了郭松棻、劉大任和張系國,後來我在紐約行醫,郭松棻也到紐約聯合國就職,那時我跟謝里法和洪銘水常常到郭松棻和李漁家清談,那是一段美好時光的回憶,有一次就在郭松棻家,他的父親郭雪湖把三大箱資料交給謝里法,這是日後謝里法完成《日治時代台灣美術運動史》,最原始的史料。1978年我到南加州行醫,與郭松棻祗是偶而以電話連絡,每次都很開心,後來他放棄保釣運動,全心投入以故鄕歷史為背景的小說,更是為他高興,我二次率領台灣文化團在紐約台灣會館舉行文化講座,郭松棻都特別來捧場,使我有他鄉遇故知的感覺,實在非常感動。,
    王敏昌是獨派陣營的正人君子,我與他們夫婦認識,卻是因為一起欣賞林昭亮的音樂會的緣故,我們對音樂的興趣超越對政治的興趣,王敏昌是台美人醫界《台灣之光》的卓越人物,他早期發現的PSA Test,廣泛被運用來預測攝護腺癌的存在,不知道救了多少男性病人,但很不幸的他自己所患的膽囊管癌卻無法預測,他的隆重的告別式,証明他確實是我們台美人之光的人物。

蕭泰然與馬水龍都是世界級的台灣作曲家,都是我心靈上的知已之交

     蕭泰然是東方浪漫派的音樂大師,他譜出了東方音樂家最優美的音景(Soundscape),他與許丕龍在1982年在南加州舉辦的「三千人感恩節音樂會」使我認識了多釆多姿的台灣音樂傳統,我也很榮幸地在擔任TUF三年會長任期(1988-1990)時,催生了他不朽的三首協奏曲,使他由鄉土的民族樂派作曲家,銳變為國際級的浪漫派大師,後來我們成為親密的文化戰友,共同把他的三首協奏曲和〈1947序曲〉推上國際舞台。1992年11月13日林昭亮與聖地牙哥交響樂團,世界首演蕭泰然小提琴協奏曲;1995年6月3日蕭泰然〈1947序曲〉在北加州世界首演;2000年4月5日蕭泰然遠征莫斯科,俄羅斯聯邦交響樂團在柴可夫斯基音樂廳,俄國首演蕭泰然〈鋼琴協奏曲〉和〈1947序曲〉,這三場音樂會都是台灣音樂史上的大事,雖然台灣媒體很少報導,但是我都親臨現場,寫下歷史性的現場報導,為歷史作見證。我與蕭泰然30多年的友誼見証了他是一位非常謙虛而虔誠的基督徒,並擁有人道主義和理想主義的胸懷,他是我認識的朋友當中,人格最無私的一位,他所創作的音樂,與鄧雨賢、江文也、郭芝苑等人的作品一樣,是台灣音樂文化的永恆資產;蕭泰然的存在,不僅是台灣人的光榮,也是台灣文化國際化的先驅,我很榮幸有機會成為蕭泰然推動海外台灣人文藝復興運動的親密文化戰友,更感激他讓我認識台灣音樂之美。蕭泰然雖然沒有為他的子女留下任何金錢,卻為整體台灣留下最誠摯而豐富的音樂遺產,希望有一天在他心愛的故鄉高雄,能夠出現美崙美奐的「蕭泰然音樂纪念館」以及「蕭泰然文化中心」,並讓他的音樂普遍獲得台灣人民的肯定與欣賞,同時也能像貝多芬、馬勒的音樂一樣傳頌到世界各地,更期待台灣人民能團結一致、合力促成蕭泰然內心強烈的「台灣人民出頭天」之夢。
    除了蕭泰然之外,另一位世界級的台灣作曲家馬水龍,也是我精神上的知已之交,我們本來是君子之交淡若水式的朋友,直到2005年我搬到關渡後,成為馬水龍鄰居,才進入我們友誼的一段黃金時代。那時我經常跑到他那俯瞰關渡平原的美麗的家,我們無所不談或聽他的新作。記得有一次,他放了他的鋼琴協奏曲在羅馬尼亞首演的版本,特別令人感動,我也開始參加他在邱再興文教基金會支持下創立的「春秋樂集」,也因此有機會聽到無數年輕一代作曲家的作品。而每逢有他的新作發表,他一定會送我最好的貴賓席,並親自開車送我到音樂廳,記得最感動的一次世界首演是他的〈無形的神殿〉,這是馬老師有一次登上玉山時,深刻感受到台灣山林之美,使他從內心深處湧現出對台灣之愛,放是用名詩人李魁賢的詩《無形的神殿》,創作出的不朽之作。我個人也直覺地認定馬水龍〈無形的神殿〉和蕭泰然〈1947序曲〉,是近代台灣作曲家最具國際水準的作品。我最大的遺憾是沒有催生馬水龍任何作品,本來他答應為蔣渭水基金會創作的〈蔣渭水畫像〉,也成為他的未完成的創作。如果人死後有靈魂的存在,那麼我相信馬水龍和蕭泰然已經到那更美好的世界相會了,他們都讓台灣音樂在世界樂壇佔一席之地,他們倆人都是台灣之光的歷史人物,與他們二位成為知心的朋友,是我一生最大的榮幸。

王古勲與我以唐吉訶德精神,在海外宣揚台灣文化之美

     王古勲雖然與我,是建中同一屆,但彼此並不認識,直到1986年他由德州搬來南加州,我們才有相見恨晚之感,成為文化上的親密戰友。王古勲的父親王井泉,曾經在1939年創辦山水亭,扮演了類似法國文藝沙龍的角色,在日治時代台灣知識份子推動的文學雜誌、戲劇運動、美術運動、音樂劇運動均以山水亭為中心,因此膠彩畫大師林之助才會説:「山水亭曾經蠢動過台灣文藝復興的氣流」;而台灣出版社之所以能出版《吳新榮傳》、《陳逸松傳》、《巫永福傳》以及《復活的群像—台灣三十年代作家群像》,都是王古勲引介之功。在洛杉磯我跟王古勲,以唐吉訶德精神,在海外推動台灣文藝復興運動,是非常辛苦的工作,不過我們一起主持的十場「台灣文化講座」和「台灣文化之夜」,卻是非常盛大而成功的台灣文化盛會,給南加州同鄕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他的英年早逝,也留下了很多人生的遺憾。

陳定南是綠色執政的典範人物

   我跟陳定南的交情並不深,在宜蘭中學時,他慢我三屆,大概在我念醫學系三年級時,我去參加宜蘭旅北大專校友會時,才第一次認識他,那時他是會長,他負責介紹我的堂伯父郭雨新,那天晚上我在日記上寫道:「陳定南將來會做官。」第二次見到陳定南時,已經是1987年,我因為出版《自由的滋味》、《無花果》而成為國府黑名單,17年不能返回故鄉,透過陳五福醫師幫忙,才得以返郷,那次見面是在陳五福醫師礁溪別墅,記得那時我還問他:「為什麼你還沒有加入民進黨?」後來他代表民進黨與宋楚瑜競選台灣省長時,我在海外同鄕中,替他募到最多金元卷,並且組團回來給他助選,到彰化時,我才有機會與恩師李鎮源教授,對著二萬人演講,主持人翁金珠還讚美我的演講頗有煽動力。1988年我返臺時,陳定南正從事反六輕的宜蘭運動,他在電視上辯勝王永慶,才使六輕移去雲林麥寮,這是宜蘭人永遠不會忘記陳定南的原因。陳定南是「綠色執政、品質保証」的始祖,他任內的冬山河風景區、羅東與宜蘭運動公園都是永績經營、造福人群的建設,希望全國的父母官,個個都以陳定南為學習對象,台灣一定會更美好。

陳明憲醫師是台灣醫界典範人物,也是我的精神知已

     陳明憲醫師,可以説是台灣醫界的典範人物,可能是因為大學時代得過鼻咽癌,他對待他的病人特別有同理心,陳醫師本身不但有豐富的人文精神與人文素養,而且對台灣文化的認同也非常有深度,更難得的是,他是完全不受國民黨制式教育精神污染的完美人格者,而他最大貢獻是在他本行放射腫瘤科的領域裡;他是長庚醫院放射腫瘤科的元老功臣,深受同事與病人的愛戴,也經常在國內及國際上有名的醫學雜誌上發表論文,因此他的英年早逝,是台灣醫界的重大損失。陳明憲醫師與夫人陳美媛,我本來並不認識,但是因為台灣文庫有不少台灣傳記文學名著,例如《自由的滋味》、《無花果》等,他們自動成為台灣出版社的同仁,並且熱心的參加我們催生的台灣文化講座和台灣文化之夜。能夠結交他們這種心靈上的知已之交,是我與王古勲從事台灣文化推廣運動的最大收穫。

吳清友創立世界級的誠品書店,成為台灣文藝復興的基地

     透過好友鄭紹良博士,我才在1999年認識了誠品書店創辦人吳清友先生,吳先生特別在誠品書店敦南店招待我們二人午餐,當鄭紹良介紹我是當年《新潮文庫》催生者時,吳先生馬上向我致敬,因為他年輕時由頑童變成書迷,便是受到《新潮文庫》二本書的影響:《史懷哲傳》和《文明的哲學》(鄭泰安譯)。因此雖是初次見面,大家都有提升台灣文化水準的共同理想,我們三人都聊得非常愉快,不久望春風出版社出版了《深情的浪漫—-蕭泰然的音樂世界選輯》,我們就在誠品敦南店舉行新書發表會,那天約100人參加,冠蓋雲集,吳清友先生也來了,那天我再度扮演文化媒人的角色,把蕭泰然和吳清友這二位麻煩症(Marfan Symdrome)的患者認識,他們二人都長得高大英俊,都有二次心臟病開刀的記錄,這二點正是醫學上麻煩症的特色,日本外科聖手橫山大夫救了蕭泰然一命;而我的老師洪啓仁院長救了吳清友一命,這二位台灣文化界的巨人,由於同病相憐,那天似乎聊得特別愉快。後來望春風出版社,在2001年於誠品敦南店舉辦十場「廿世紀台灣代表性人物文化講座」(主講者包括蕭泰然、彭明敏、李遠哲、李喬、高俊明、林宗義等人),透過公視轉播,非常轟動,後來我們也出版DVD專輯與專書,可能是誠品演講廳唯一留下歷史性記錄。2002年我們又舉辦十場「廿世紀女性代表性人物」文化講座,也相當成功。吳清友的誠品書店,是台灣文化界之光,我在美國南加州都無法找到這麼有水準的書店,因此屢次鼓勵吳清友來美國開誠品書店,現在由吳先生的女兒接班,已經在香港、中國、日本創立誠品書店,可惜還未在美國開店,我返台22年經常拜訪誠品,每次都有賓至如歸之感。

林瑞明教授對建立台灣文化的主體性,做出多元的貢獻

     林瑞明跟吳清友一樣,都是台南人,他的一生對建立台灣文化的主體性貢獻極大,我跟他也是君子之交淡若水式的心靈知已之交,並不常見面,祗有2002年我到台南市擔任許添財文化局長那一年,我們才成為台灣文化的親密戰友,當我在2000年那一年獲得賴和獎時,林瑞明陪我們到總統府見剛剛當選總統的陳水扁,這次見面我們共同提議,台灣應在各大學設立台灣文學系,而林瑞明又是陳水扁台南一中同學,因此成大台文系成為國立大學最完整的台灣文學系,林瑞明居功厥偉,我在文化局長任內,想把畫家郭柏川舊居改為郭柏川紀念館時,林瑞明也助我一臂之力,我欲邀請江樹生翻譯《熱蘭遮城日誌》第二、三冊時,他也從旁協助,當林瑞明成為國立台灣文學館第一任館長時,我經常帶國外朋友去參觀,他總是親切招待。我擔任文化局長最後一週,我們曾同遊吳哥窟,朝夕相處,才發現他是幽默風趣以及台灣文學的活字典,難怪文評大師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會請林瑞明寫333年的台灣文學史年表。林瑞明不但是第一流的詩人,也寫過《楊逵畫像》,更是賴和的權威學者,他桃李滿天下,指導無數學子,以台灣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為論文題目,是「台灣學」的一代宗師,去年蔣渭水基金會理事會,我們還見面談我們共同喜愛的馬勒音樂,想不到竟然是我們人生的最後一次見面。

曾御慈是我教過最優秀學生,可惜壯志未酬身先死

    1997年我由美國返花蓮門諾醫院任小兒科主任時,那時我在慈濟醫學院兼任大二的《醫學與人文》,大約1999年曾御慈來修我的課,那時她是班代表,她經常會來門諾醫院參加,我與黃勝雄院長主持的「台灣名家演奏系列」和「名人文化講座」。每次她的心得報告,總是文情並茂,令我印象深刻。我前後在慈濟醫學院兼課三年,大約教過三百個學生,但是離開花蓮後,一直有聯繫的學生大概祗有三個,而曾御慈就是其中之一。有一次她向我報告她到瑞士參加WHO的感動之旅,總讓我產生「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的喜悅。記得2004年我們出版《歐巴尼傳奇》這位抗煞英雄傳奇人物的傳記時,曾送給她此書,想不到日後 ,為SARS犧牲的歐巴尼醫師,竟成為她的追蹤偶像,可惜壯志未酬身先死,她成為酒駕者的犧牲品,而中斷了她一生善良的美夢。後來我才知道,曾御慈是柯文哲的愛將,因此我連續三年為御慈舉行音樂追思會時,都有邀請柯文哲來致辭。曾御慈跟陳明憲醫師一樣,對待病人特別好,他們二位可以説是台灣醫界永恆的天使,值得為他們立傳。

第三部份12篇論文,象徵我與俞國基兄的永恆友誼以及失落的《紐約時報夢》

     第三部分12篇論文,有9篇是登在自由時報星期評論專欄,在此我必須特別感謝當時的自由時報副社長俞國基先生,我們在紐約時代就互相認識了,我們二人都深受文化掛帥的紐約時報的影響,因此一直有共同的理想:希望台灣也能出現一份文化掛帥、重視人文精神的「台灣人的紐約時報」。現在我們二人都退休了,「台灣人的紐約時報」已經成為我們的Impossible Dream,這九篇呼籲「台灣文化維新」的文章,象徵我與國基兄的永恆友誼。《台灣醫師對台灣文化的貢獻》是我的學長李源德院長,邀請我到中國醫藥大學《醫學人文講座》的一篇講稿。《論馬丁·路德.金恩的美國夢》是為了這場25萬人民權運動大遊行,金恩博士發表〈I Have a Dream〉,50週年紀念而寫,這篇文章不啻是美國黑人的登山寶訓,美國之出現黑人總統歐巴馬,大量中產階級黑人的誕生,甚至我們台美人在美國能出人頭地,均與這篇演說有關,而金恩博士的六個美國夢,都不必花一毛錢,祗要黑、白二個族群,拿出愛心,改變觀念,忠實實現美國憲法所謂:「All Man are Created Equel」即可獲得族群的和諧相處。但是金恩博士所要求的經濟平等,美國黑人尚未實現,反而亞裔美國人的平均收入已經超越白裔美國人。

〈從義大利文藝復興談到推動「台灣文藝復興運動」〉獻給謝博生同學在天之靈

     最後一篇論文:〈從義大利文藝復興談到推動「台灣文藝復興運動」〉,曾經在陳永興主持的台灣民報連載過,我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才完成這篇二萬字的論文。去年完成此文時,剛好最重視西方文藝復興運動的謝博生同學, 突然過世,他經常派遣台大醫學院學生到義大利做文藝復興之旅,到義大利取經的目的,是為「台灣文藝復興」播下種子,謝博生同學可以說是壯志未酬身先死,因此我把此文獻給他的在天之靈。我特別感激他,邀請我成為台大醫學院第一位醫學人文講師(2000-2007),這是我教學生涯中,一段美好的回憶。
     起源佛羅倫斯的義大利文藝復興運動,是一場影響全球、百花齊放、人類文明大躍進的以人文精神為重心的再生運動;它欣起了宗教改革運動以及歐洲學術界人文精神的復活;並為後來蒙田、伏爾泰、盧騷等人為主的法國啓蒙運動奠基。甚至後來愛默生領導的美國文藝復興運動、葉慈主導的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以及以馬勒為中心的維也納世紀末文化黃金時代,也多少受到義大利文藝復興運動的影響。
    日本明治維新讓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現代化的文明國家,可以說是小型的東方文藝復興運動,可惜後來日本走上德國卑斯麥軍國主義路線,而沒有走大隈重信主張的英美民主議會路線,武力的侵略埋沒了文化上的成就。如果日本是以優質的文化去征服亞洲各國的心靈,相信大家都會感謝日本,而不會引起戰爭。

中國與台灣還未產生真正的文藝復興運動

     中國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雖然胡適認為是現代「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但是中國人文大師余英時卻説:「五四運動既不是文藝復興運動,也不是啓蒙運動。」因為白話文的革新,祗是語言改革,並沒有觸及中國人生命底層的人文精神,因此帝王思想仍然瀰漫在中國的大地上,也許「賽先生」已經落實在中國,但「德先生」始終未降臨中國,看今日的香港市民就可以明白。余英時下結論説:「五四運動是一場沒有成功的文化運動。」也就是說中國從未產生過深耕人文精神的文藝復興運動。
    台灣在1921年,由蔣渭水和林獻堂等人創立台灣文化協會,企圖推動多元的文化啓蒙運動,並與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接軌,培養有文化素養的世界公民,但是後來因為政治理念不同而分裂,也可以説是一場失敗的文化啓蒙運動,因此台灣雖然有受明治維新與大正民主風潮的影響,大規模的由執政者主導的文藝復興運動從未在台灣出現過。幸而三位醫療傳道者:馬雅各、蘭大衛、馬偕,把基督教現代文明傳來臺灣;受梁啓超影響,林獻堂推動「台灣議會請願運動」,播下了台灣議會民主政治的基礎。1937年大稻埕最出色的「文化界甘草人物」王井泉,創辦山水亭餐廳,成為日治時代台灣文學、音樂、美術、戲劇、電影運動的梁山泊,扮演類似法國文藝沙龍的角色,日治時代文化界精英豪傑,經常在此高談闊論,無形中山水亭催生了台灣近代史上,第一個文化的黃金時代。膠彩畫大師林之助説:「山水亭又窄又陋的半樓裡,曾蠢動過台灣文藝復興的氣流。」但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來臨,結束了山水亭創造的大稻埕文化黃金時代。

期待中國人民與台灣人民,努力實現「中國文藝復興」之夢與「台灣文藝復興」之夢,以精神文明去征服別人

     目前中國製造的高鐵,已經與日本並駕齊驅,但是中國人民的人文素養與人文精神,與西方文明國家仍然相距甚遠,因此我們期待習主席的所謂中國夢,不要重蹈當年日本軍國主義者覆轍,成為讓亞洲各國恐懼的富國強兵之夢,而是中國文藝復興之夢,提升中國人民的生活水準與文化水準,用精神文明去征服人家的心靈,而不是用武力去征服其他國家,並且實現當年蔡元培、胡適未完成的中國文藝復興之夢。給香港人普選特首的權利,街頭抗爭自然就會平息。
    台灣在日治時代雖然有短暫的台灣文化協會和山水亭創造的大稻埕文化黃金時代,但是後來日本軍國主義的壓迫和國民黨帶來的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導致蔣渭水的台灣文藝復興之夢還未實現。在李登輝與陳水扁執政時期,創造了經濟奇蹟與政治奇蹟,使台灣進入自由、民主、人權的時代,這是中國、新加坡、香港等華人社會還未享受到的;他們兩位總統雖然也做了不少文化建設,但是基本上,台灣仍然是政治掛帥的國家,因此我們期待蔡英文總統,能實現她在2015年10月20日,在全國藝文界顧問團成立大會上,所做的競選承諾:「厚植文化力,打造台灣文藝復興新時代」,讓台灣像瑞士、法國和奧國那樣地成為文化掛帥的國家,提高文化預算,實現台灣東部的文化平權(創立蔣渭水文化中心),鼓勵台灣的文學、藝術、音樂、電影、戲劇等工作者,全力創作會讓世界看見台灣的藝術作品;如果蔡總統在2020年一月能連任的話,期待她能把「厚植文化力,打造台灣文藝復興新時代」的重責大任,由熱愛文化藝術,深具人文素養的陳建仁副總統做總召集人,因為他備受義大利文藝復興之國的敬重,並由能幹認真的文化部長鄭麗君做執行長,整合政府的文化部、教育部、經濟部、經建會、交通部等,以及文化總會、醫學界、文化界、企業界、以及文創產業界,共同來實現當年蔣渭水和賴和未完成的台灣文藝復興之夢,讓台灣成為文化掛帥的「文藝復興之國」,創造21世紀的台灣文化奇蹟,祗要蔡總統有機會完成這項歷史使命,相信台灣人民會給她很高的歷史評價,那時台灣將會像瑞士一樣成為和平、喜樂、安定的文化掛帥的國家。
(2019年11月26日完稿於淡水海揚社區)

2020年5月13日 星期三

《東方浪漫派音樂大師—-蕭泰然傳》序

年輕時是《貝多芬迷》,年近不惑才成為《馬勒迷》

      2011年馬勒百歲冥誔,我出版花了三年時間撰寫的《西方音樂巨人—-馬勒傳》。我在大學時代是《貝多芬迷》,經常在聽貝多芬的作品,他的生平透過羅曼羅蘭《貝多芬傳》等,也非常熟悉,因此我幾乎聽過所有貝多芬的經典之作,尤其是他的第九交響曲、小提琴協奏曲更是百聽不厭,而在我1968年出國之前,從未聽過馬勒的作品,也沒有看過他的傳記。在紐約十年,我雖然聽了不少伯恩斯坦、索第、庫布立克的音樂會,卻從未聽過他們這三位馬勒權威的指揮家詮釋的馬勒,可以說是我人生的一大缺憾,雖然紐約十年間,我聽過海汀克指揮的馬勒第九和馬澤爾指揮的馬勒第四,但是因為對馬勒是誰認識不深,這二場馬勒音樂會並沒有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1985年,慕提帶領費城交響樂團來南加州,演出馬勒第一交響曲《巨人》,那時才第一次感受到馬勒音樂的威力;接著1986年小澤征爾率領波士頓交響樂團,來南加州演出馬勒第二交響曲《復活》,這時小澤征爾再度讓我體驗音樂聆賞的高潮:「靈魂飛上天的感覺。」這場音樂會讓我成為終身《馬勒迷》。(1960年法國指揮大師Charles Munch,在台北中山堂指揮波士頓交響樂團,演出貝多芬第三交響曲《英雄》,這場精彩的音樂會,使我成為終身《古典音樂迷》)。不久拉圖來指揮洛杉磯愛樂演出馬勒《復活》,他11歲時父親帶他去欣賞馬勒《復活》,就立志成為指揮家,演出《復活》更是他的終身職志,洛杉磯愛樂前音樂總監沙隆年,跟馬勒一樣,不但是一流的指揮家也是傑出的作曲家,他演出《復活》,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經過三場馬勒《復活》的洗禮,我正式成為《馬勒迷》,也開始收集並閲讀馬勒形形色色、多采多姿的馬勒傳記。

感同身受馬勒《邊緣人》的心境

        雖然我不認識馬勒本人,但是他作為捷克人、奧國人、猶太人之間,邊緣人的心境,也是感同身受,因為我也是在台灣人、中國人、美國人之間的邊緣人;馬勒曾以「被世界遺忘的感覺」形容暑假期間在作曲小屋埋頭寫曲的時光,如今我在寫作《馬勒傳》的過程中,也都閉關在南加州克萊蒙特學院圖書館三個暑假,終於體會到馬勒的感受,正如馬勒知音呂紹嘉所謂:「作者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馬勒痴,僕僕風塵於世界各地,聆賞一流的馬勒演奏,㝷訪他的足跡,鑽研其文獻,終至成就這本心血結晶。」我確實聽過將近百場以上馬勒的音樂會(包括慕提、小澤征爾、海汀克、馬澤爾、楊頌斯、拉圖、席諾波里、朱利尼、杜達美、呂紹嘉、簡文彬、水藍、梅塔、艾森巴赫等名指揮的演出。),也曾經與李鴻禧教授等做了一次難忘的馬勒百年追憶之旅,參觀他的二個作曲小屋,以及他指揮過的三個歌劇院。但是我主要還是以21世紀台灣人的觀點,在處理馬勒如何創造維也納文化黃金時代的精彩人生,因此不少讀者都説:你寫馬勒彷彿馬勒是你的老朋友似的。現在我花了將近二年的時間創作的《東方浪漫派音樂大師—-蕭泰然的生平與作品》,主人翁蕭泰然才是我真正認識36年的知交,我不必去圖書館找他的資料,他的三首不朽的協奏曲,我都扮演了文化婦產科醫生的角色,我們共同主持了十次《台灣文化之夜》,十場國際水準的《台灣名家系列》,1989年我們一起帶領北美洲室內樂團巡迴全美12場,宣揚台灣文化福音,我們曾經一起遠征莫斯科、東京、溫哥華去聆賞他的協奏曲的演出,1993年他大難不死,上帝聽到他的禱告,讓他復活並完成他一生最重要的創作《1947序曲》,這場大病的過程,雖然有十篇不同版本的記述,但是我是歷史的見證人,我有責任說出歷史的真相,因此我是基於歷史的使命感,才花二年的歲月,為我的真正音樂知音蕭泰然寫傳,正如指揮家布魯諾.華爾特為他的音樂導師馬勒寫傳,也是基於歷史的使命感。

貝多芬是浪漫派的開創者,馬勒把浪漫派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

     西方現代音樂的興起,雖然是起源於義大利文藝復興運動之後,但卻在德、奧二國集大成,並成為全世界音樂界的重鎮,即使到現在為止,全球音樂會的節目,仍然是以德奧兩國的作曲家為重心,巴赫、韓德爾、海頓成為西方古典樂派的傳統奠基者,接著莫札特繼承古典樂派的傳統,但晚期已展現出浪漫派的光芒。貝多芬雖然早期作品,頗受海頓古典樂派的影響,但自從1804年創作了第三交響曲《英雄》之後,他為西方的浪漫樂派開拓了一片新的天地,使浪漫樂派成為西方十八、十九世紀的創作主流,不僅西方各國名家輩出,並產生了無數感動人類心靈的作品。貝多芬之後,舒伯特、舒曼、孟德爾頌、布拉姆斯、蕭邦、李斯特、華格納、布魯克納、柴可夫斯基、德佛札克等繼續把浪漫派的傳統發揚光大,1910年9月12日馬勒在慕尼黑舉行他的第八交響曲《千人》世界首演,獲得空前的成功,同時也把西方浪漫派的音樂帶到空前的高潮,馬勒的三位弟子:荀貝格、魏本、貝爾格聽完《千人》首演之後,決心吿別浪漫派音樂,開創新型的作曲模式:無調性的《十二音派》,因此他們三人被稱為《新維也納學派》,開拓了現代音樂的先河。接著廿世紀樂壇的畢卡索—-史特拉汶斯基也創作了《春之祭》、《火鳥》、《彼得洛希卡》等多釆多姿的作品,而成為現代樂壇的巨擘,但是與史氏同一時代的另一位俄國作曲大師拉赫曼尼諾夫,卻繼續創作近代俄國浪漫派大師柴科夫斯基風格的浪漫派作品,而成為廿世紀馬勒之後最傑出的浪漫派音樂大師。(事實上1909年馬勒與拉赫曼尼諾夫曾合作演出他的第三鋼琴協奏曲,非常成功,二人惺惺相惜,互相敬重。)

「台灣拉赫曼尼諾夫—-最後浪漫主義鋼琴詩人蕭泰然」

    因此在廿世紀現代樂壇,仍然譜出十九世紀風格的浪漫派音樂,在西方樂壇最有名的大概就是拉赫曼尼諾夫,他的四首鋼琴協奏曲依然是熱門曲目,感人肺腑;而在東方樂壇最有名的大概就是蕭泰然,他的三首協奏曲和代表台灣人民族心聲的《1947序曲》,也經常在國內外演出,因此1995年11月13日台北沛思基金會,在台北國家音樂廳為濶別祖國18年的蕭泰然洗塵,舉辦蕭泰然樂展時,他的主題便是:「台灣拉赫曼尼諾夫—-最後的浪漫主義鋼琴詩人蕭泰然」。的確,台灣的蕭泰然(1938-2015)與俄國的拉赫曼尼諾夫(1873-1943)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他們二人本身都是優秀的鋼琴家兼指揮家,他們二人都曾經流浪到美國洛杉磯,一方面享受異國的自由與風情,但同時又充滿了懷鄉的情操與憂國憂民之思:拉赫曼尼諾夫代表了流浪海外俄國人的心聲,蕭泰然也代表了海外台灣人的心聲。1994年溫哥華交響樂團首演蕭泰然鋼琴協奏曲時,指揮密契爾在演出前說:「此曲是美國TUF(台灣人聯合基金會)邀請蕭泰然寫出的一首雅俗共賞的浪漫派鋼琴協奏曲,聽見蕭泰然的曲子,猶如聽見貝多芬、莫札特的曲子一樣,你馬上可以感受到作曲家獨特的風格與氣質。雖然有人稱此曲為拉赫曼尼諾夫的第五首鋼琴協奏曲,但我個人覺得此曲的風格,介於拉赫曼尼諾夫的第二與第三鋼琴協奏曲之間。」這是一位北美洲知名指揮家,發現他們二人之間的相似處。作曲家金希文在他的一篇序文中寫道:「從蕭教授的音樂裡,我清楚的體會到他對美的執著、對鄉土的關懷,他的音樂堅持著出自心靈和誠實,這和他的為人所給我的印象是一樣的。我所聽過的蕭教授的作品都是出於浪漫派的語言,有一次與蕭教授談話時,他說台灣缺乏這一環的作品:我們有原住民的音樂、有國樂、有台灣傳統音樂,然後我們幾乎就跳到相當前衛的音樂領域中,也就是說在台灣音樂史裡,缺少了西方調性音樂三百年的發展。蕭教授言下之意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填補這missing-link。而蕭教授的確是做到了。」雖然蕭泰然也精通各式各樣的現代音樂技巧,最後他還是無怨無悔地寫出感人肺腑發自內心的浪漫派作品。

蕭泰然為台灣留下永恆的音樂資產

   我撰寫這部《東方浪漫派音樂大師—-蕭泰然傳》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把蕭泰然這位台灣戰後,最受國際肯定的東方浪漫派音樂大師蕭泰然,介紹給海內外台灣人,讓他的音樂在台灣的大地上,在有台灣人的所在廣泛地流傳起來。事實上他的音樂像蕭邦、馬勒、西貝流士或拉赫曼尼諾夫一樣,是非常國際化、人性化、普世化的,但同時保留了台灣主體性的濃厚「台灣味」。
    正如貝多芬之於德國、莫札特之於奧地利、蕭邦之於波蘭、西貝流士之於芬蘭、巴爾托克之於匈牙利,他們不但是自己民族的光榮,也是上帝送給人類的最佳禮物。以我半世紀來,不斷聆賞世界名家的音樂作品,以及30年來不斷接觸蕭泰然作品的經驗,我敢做大膽的預言:蕭泰然的音樂將是我們民族的瑰寶,他的音樂創作,也是上帝賜予台灣人民以及全世界的最佳禮物。
    從1992年到1995年,我親臨他的小提琴協奏曲、大提琴協奏曲、鋼琴協奏曲和《1947序曲》的北美洲首演,每一場都是動人的、令人終身難忘的經驗,不僅是台灣人受感動,連美國人以及加拿大人都會感動得落淚,這時特別能體會到音樂是國際的語言。這些歷史性的永恆時刻,我都把他們記錄下來,收集在此書中,與海內外鄉親分享人生的美感經驗。
    我與蕭泰然36年的友誼,見證了他是一位非常謙虛而且虔誠的基督徒,並擁有人道主義和理想主義的胸懷,他是我認識的朋友當中人格最崇高的一位;30多年來,我從未見過他發脾氣,他是徹底的和平主義者與愛國者,卻被國府列入黑名單;他所創作的音樂,將與鄧雨賢、江文也、陳泗治、郭芝苑、馬水龍的作品一樣,是台灣音樂文化的永恆資產。蕭泰然的存在,不僅是台灣人的光榮,也是台灣文化國際化的先驅,我很榮幸有機會成為蕭泰然推動《海外台美人文藝復興運動》的親密文化戰友,更感激他讓我認識《台灣音樂之美》。
     跟許多蕭泰然之友,一起將台灣音樂推向國際樂壇,是我人生中最值得珍惜的一段美好時光,蕭泰然雖然沒有為他的子女留下任何金錢,但卻為整個台灣留下了最誠摯而豐富的音樂文化資產,希望有一天,在他心愛的故鄉高雄,能夠出現美輪美奐的《蕭泰然音樂紀念館》以及《蕭泰然國際文化中心》,並讓他的音樂普遍獲得台灣人民的肯定與欣賞,同時也能像蕭邦、馬勒、西貝流士、拉赫曼尼諾夫的音樂一樣的傳頌到世界各地,因為蕭泰然一直期待,把台灣的音樂之美,廣傳到世界各地。同時也更期待台灣人民能團結一致、合力來促成蕭泰然內心強烈的《台灣人民出頭天》之夢。
    那美好的仗已經打過了,蕭老師安息吧!我們將從您的音樂獲得力量與心靈的撫慰,並將永遠懷念您!
   (2019年12月20日寫於淡水海揚社區)

2020年5月12日 星期二

返國創辦望春風出版社的心路歷程

    1967年我與志文出版社張清吉先生合作,共同催生了《新潮文庫》,介紹西方經典名著給國內讀者,曾經在70~90年代創造過鍾肇政所謂《新潮文庫》的時代,到目前為止,志文出版社業已出版五百部介紹西方多元文化的重要名著;1970年我在紐約與楊牧合作,加上張清吉和夏志清的協助,催生了《新潮叢書》,介紹海外第一流的華人作家,以及陳芳明的處女作,到1975年因為劉大任《紅土印象》成為國府禁書,到1975年結束時,也出版了24部海外傑出華人作家的作品;1983年10月31日我在南加州與志同道合的同鄕成立《台灣出版社》,1984年3月15日,我與陳芳明、張富美共同主編《台灣文庫》,同時邀請張良澤、張恆豪做顧問,在12年之間,出版了42部國府禁書和台灣文化名著以及台灣傳記名著,成為海外台灣同鄉的最佳精神糧食;1998年我落葉歸根,與陳秀麗和陳倫美等人,以及吳澧培、李華林、陳永興、張恆豪等股東同仁合力協助下,成立了望春風出版社並在1999年創刊《望春風文庫》,首先推出《蕭泰然的音樂世界》、《福爾摩沙的呼喚》和《高俊明牧師回憶錄》、《我所看到的上一代》(謝里法著)、《一個海外台灣人的心思》(林莊生著),進軍台灣出版界,到2011年台灣出版社出版陳永興《無悔之旅》、我個人創作的《西方音樂巨人—-馬勒傳》、《張四平回憶錄》以及陳永興與我合著的《無國界醫學之愛》和李喬《我的心靈簡史》,12年之間我們確實出版了不少世界級台灣傑出人物的傳記,並且也出版了西方浪漫派音樂大師馬勒的三本書,成為推動蕭泰然和馬勒這兩位東西方浪漫派大師的大本營。

望春風出版社目標:建立台灣意識,以及宣揚國際化與本土化底台灣文化

     出版社的名字,是李鴻禧教授替我們取的,目的是期待我們的出版品,能像《望春風》民謠一樣地感動台灣人的心靈,並且流傳下去。我的忘年之交王昶雄,在參加出版社開幕酒會後在1999年9月4日在台灣日報上,寫了《望春風滿堂采》,他不愧是我的知音,他把我們成立出版社的目標與理想清楚地表達出來:「李登輝總統曾有一語道破:一家出版好書的出版社,其影響力勝過十所大學。出版是一種志業,是歷史託付的土程,辦好出版對林衡哲而言,是生命旅程中最重要的課題,也正是建立台灣意識,培養台灣社會共識的首要工作。臺灣的國際化與本土化是必然的趨勢。台灣不再是中原王朝的邊陲省分,應在文化方面努力而建立主體意識,其前提是透過《出版》來塑造。追求文化與世界觀。毫無疑問,林衡哲可稱為新一代兼具理論與實踐的推動台灣文化運動的文化鬥士。」
     我在1997年由美國返台時,確實懷抱開創台灣文化新時代的雄心壯志,但是這個理想並沒有實現,雖然12年之間,望春風出版社出版了60部好書,辦了不少有意義的文化活動,祗可以説播下一點台灣文化的種子而已,台灣雖然經過李登輝與陳水扁的20年執政,但台灣的媒體和教育界仍然是大中國主義者的天下,我們台灣文化的時代仍然有遙遠的路要走。

《蕭泰然的音樂世界》與《高俊明牧師回憶錄》均成為迷你暢銷書

     望春風出版社首任董事長兼蕭泰然基金會董事長的是陳秀麗,我邀請蘇顯達、葉綠娜在1999年9月來門諾醫院,舉辦一場盛大而成功的《台灣情、泰然心》音樂會後,陳秀麗聆賞後深受感動,決定出版他們二人合作的蕭泰然第一張小提琴精品14首的CD,這張CD曾獲1999年金曲奬,12年間總共銷售一萬多張。第二年2000年剛好蕭泰然聲樂作品的最佳詮釋者陳麗嬋返回台灣,那時蕭泰然的身體還不錯,彈琴的技巧也在爐火純青之境,尤其是演奏他自己的作品,因此在陳秀麗與我的合作下,終於促成了蕭泰然與陳麗嬋合作的雙CD(蕭泰然獨唱作品專輯宗教歌曲與藝術歌曲),這是目前出版的十多張CD中,唯一親自演奏的CD,因此特別有歷史價值。這三張CD的出版,無疑使蕭泰然這位浪漫派大師的音樂在台灣流行起來,而我也花了五年時間,主編一部感人的《蕭泰然的音樂世界》,作為望春風出版社的第一部出版品。新書發表會在誠品敦南店舉行,那天雖然是颱風天,仍然蓋冠雲集,林昭亮、金希文、蘇顯達、李鴻禧、陳毓秀等都出席了,甚至與蕭泰然一樣有《Marfan Syndrome》的誠品書店董事長吳清友也來參加。這是國內第一部有關蕭泰然的著作,加上附上得金曲獎的《台灣心、泰然情》,一時成為迷你暢銷書。不久我們出版社邀請文筆流暢優美的胡慧玲花3年時間撰寫的《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師回憶錄》也出版了,在濟南教會舉行新書發表會時,更是擠得水泄不通,那時剛好是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陳水扁當總統不久,加上高牧師德高望重,對台灣民主運動貢獻良多,當時行政院長張政雄,交通部長葉菊蘭、林義雄、施明德、李喬等人都出席了,當天這本書就賣出三百多本,望春風出版社雖然是小出版社,但是因為出版台灣文化人的經典名著,因此新書發表會往往比其他大出版社還要轟動熱烈。這二本有關蕭泰然和高俊明的書,先後銷售將近一萬本,為望春風出版社打下穩固的基礎。

在陳倫美女士主持下,在誠品敦南店舉辦歷史性的20場《名人講座》

     2002年我受台南市長許添財之邀,去擔任台南市文化局長,同時陳秀麗也要代表嘉義投入立委選舉,因此由眼科名醫有《台灣史懷哲》之稱的陳五福醫師大女兒陳倫美接下望春風出版社第二棒,而出版社也由陳秀麗家的中原街三號搬到陳倫美先生林逸民眼科診所林森南路12號二樓(後來陳永興醫師的台灣民報也是在此創刊)。她任內最大貢獻是,在誠品敦南店,於2001年舉辦《20世紀台灣代表性人物文化講座》十場,這十場演講是誠品多年來,舉辦那麼多講座中,唯一有出版DVD及單行本《智慧交響曲》,尤其李遠哲、李鴻禧、蕭泰然、林俊義、林宗義、彭明敏、高俊明、謝里法、李喬等幾場演講都座無虛席,非常叫好又叫座。並與當時公視總經理李永得合作,由公視《名人演講廳》分別轉播二次, 據說每次都有萬多人 在欣賞。
     2003年她又催生了《廿世紀台灣傑出女性文化講座》,這十位傑出女性是:釋昭慧、葉菊蘭、江霞、黃越綏、杜潘芳格、林媽利、林芳玫、陳郁秀、高李麗珍等,可惜沒有公視轉播,但現場仍然非常熱烈,最後由僑委會主委張富美壓軸,詳述她返國奉獻的心路歷程, 才結束這20場留下歷史記錄的精彩講座。
    在出版方面陳倫美女士一再鼓勵張瑞雄牧師,創作出他的恩師,也是國際知名的黃彰輝牧師的傳記,書名《台灣人的先覺—黃彰輝》,並且特別到黃牧師擔任院長的台南神學院,舉行新書發表會,那天台南宗教界的重要人物幾乎都到了,可以說是充滿溫馨的一場新書發表會。除外陳女士還催生了,我的恩師的傳記《台灣小兒科發展的舵手—-陳烱霖》和《台灣婦產科的播種者—-陳庵君回憶錄》,分別在台大醫學院和台北醫學大學舉行新書發表會,前者李遠哲等不少中研院院士都出席致辭,後者董大成等醫界重量級人士都出席了,讓台灣這二位勞苦功高的小兒科醫師陳炯霖和婦產科泰斗獲得晚年溫暖的安慰。

林衡哲接棒後,出版30部一系列醫學人文叢書和三部有關馬勒傑作

     陳倫美女士辛苦經營四年後,我正式接下望春風出版社的第三棒,因為有老友游俊堅、陳光博、李華林等的増資,才能把望春風搬到新莊瓏山林建設廣場,看起來比較有專業出版社的感覺,我們也幸運地請到成大畢業的陳美玲小姐,她相當能幹而負責,她在五年之內,一共幫助我們出版將近30部一系列醫學人文叢書及三部有關馬勒的巨著及世界名醫傳記,並開拓直銷商,尤其是博客來網路訂購,有南美洲史懷哲之譽的台裔第二代黃至成的《玻利維亞街童的春天》 ,以及我花了三年創作的《西方音樂巨人馬勒傳》,以及台裔第二代楊明倫醫師的兒子楊立心的《人道危急》,都成為博客來網路書店上的迷你暢銷書。
    五年中我們也辦了不少成功而感人的新書發表會,例如我們在台大醫學院古色古香的百年建築,舉辦《韓石泉六十回憶》,不但台大醫學院歷任院長來了四位:黃伯超、謝博生、陳定信、楊伴池,因為前面三位院長都用母語發表感言,楊伴池院長第一次用台語做公開演講,事實上他也講得有板有眼。同時杜聰明後代(杜淑純女士)、蔣渭水後代(蔣松輝先生)、賴和後代(頼悅顏先生)以及很多韓石泉後代(韓良誠、韓良俊等)也全部出席,是一次歷史性的醫界盛會。
    大約在2004年左右,特別感謝充滿人文精神的女企業家侯王淑昭,給望春風出版社樂捐20萬元,這是我們出版社成立以來最大方的一筆捐款,最後我們運用此款,買到俄羅斯CD製作版權,並且印制三千套喬治亞指揮大師Jordania指揮國際水準的俄羅斯聯邦交響樂團,包括蕭泰然三首協奏曲、1947序曲、福爾摩沙交響曲和來自福爾摩沙的天使,這套雙CD分別在美國、俄國和台灣發行,大大提升了蕭泰然的國際知名度,同時也提高了桃園東和鋼鐵公司服務人員的人文氣質,在此特別向這位《福爾摩沙的天使》致敬,相信她已經在另一個世界,與蕭泰然互相問候了。

翻譯家柯翠園二部翻譯名著《被愛的藝術》與《禁忌的國家》的新書發表會令人難忘指揮

   名翻譯家柯翠園精心翻譯二部名著《被愛的藝術》和《禁忌的國家》的新書發表會,也都辦得很成功。前者是前法國文化部長Giroud的大作,因此連法國文化協會副處長以及奧國觀光處長都蒞臨致詞,足以證明馬勒夫人愛爾瑪的魅力仍然未消失,後者是台灣通史方面的迷人巨著,作者加拿大人文達峯雖未出席,但那天有三百多位讀者出席,可能是譯者夫婦長期在海外為台灣的民主而奮鬥,很多獨派大老都來了,最後才以蕭泰然《1947序曲》中的《台灣翠青》結束,場面相當感人。
    美國臺灣出版社已有五位文化戰友過世:他們是吳西面、李雅彥、陳明憲、郭尚五和王古勲,我特別為他們主編了《永恆的追思》紀念他們,此書的新書發表會在台大醫學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很多美國的《台灣出版社》和台灣的望春風出版社的股東同仁都齊聚一堂,歷時三小時,但沒有人離開,氣氛也是非常感人,我們都有用DVD留下歷史記錄。
    我花了七年時間主編《廿世紀台灣代表性人物(一)》,2001年在誠品敦南店舉行新書發表會,剛好在李遠哲文化講座之後舉行,幫我寫序的陳永興醫師與李筱峰教授出席力薦此書,加上李遠哲也幫忙我簽名,誠品老板吳清友也默默地在場聆聽,那天一口氣就銷售二百多本,算是我個人最風光的一次新書發表會。
    我花六年時間主編的《廿世紀台灣代表性人物(二)》,新書發表會那天,李遠哲、吳念真、廖運範和陳永興也都出席了,我的不少學生也參加了,也是令人難以忘懷的一場新書發表會。

日本國寶級文化醫師日野原重明《自傳》《演講》《歡聚》令人終身懷念

   2011年5月我與陳永興醫師共同在台北醫學大學開的課《醫學之愛無國界》,同時我們二人合作出版了介紹23位典範醫療人物之傳記,在台北醫學大學舉行新書發表會時,有一百多位學生出席,加上前衞生署長李明亮來主講,抗煞英雄歐巴尼的傳奇故事,護理院長林佳靜主講日本國寶級文化醫生日野原重明的故事,他是活到老學到老的最佳典範,他也是我心目中的Mentor,也是日本最知名的文化醫師,所有出席新書發表會的學生,都有不虛此行之感。2010年10月日野原重明100歲生日時,我很榮幸有機會安排他來台北醫學大學做了二個小時的演講,他以充沛的精力,講了他的Mentor美國醫學人文大師威廉·奧斯陸(William Osler)的故事,那真是一幕歷史性的難忘鏡頭,可惜沒有留下那天演講錄影。2008年望春風出版社出版了《日本醫學人文大師—-日野原重明回憶錄》,這是他93歲時創作的簡短自傳,他一生在日本醫界有三大貢獻(1)首度在聖路加醫院成立《安寧病房》;(2)成為日本《音樂治療協會》的鼻祖(3)在89歲時成立《新老人協會》,鼓勵老人活到老、學到老、做到老,不要太早退休。2009年他來台灣時,望春風出版社曾邀請國內醫界人士如陳永興、賴其萬、江漢聲、黃達夫等與日野原重明歡聚,那時己98歲的他,仍然神采奕奕、思考敏捷,頗有與君一夕談,勝讀十年書的感覺。2014年我到東京聖路加國際醫院最後一次看到他時,身體還不錯,但已經無法再訪臺灣,那時他告訴我正在籌建美國式的《聖路加國際醫學院》,可惜他在2017年7月18日平靜地在家中過世,享壽105歲,7月29日在告白式時,日本皇室都以好友身分出席,他是虔誠的基督徒,在他喜愛的法國作曲家Faure 的《安魂曲》中,魂歸天國。

望春風文庫壓軸之作:李喬《我的心靈簡史—-文化台獨筆記》

    2010年12月望春風出版了李喬《我的心靈簡史—-文化台獨筆記》,此書算是我告別望春風主編的壓軸之作,也是李喬一生最重要的內心理想的告白,同時他也提出了21世紀台灣智識份子追求的共同理想:(1)「台灣獨立是唯一幸福前景;文化的台灣獨立才能算真正獨立。」(2)「台灣以文化立國,以行動實現這個理想,眺望人類前程的大景觀,台灣才是人類史上最珍奇的新型國家!」(3)「我們體現了文化、民族、國家《三合一認同》,的理想社會。」最後李喬下結論說:「這樣一個新興文化國家的出現,對中國、日本、美國以及全人類都是有好處的。」因此李喬希望:「十能祝福台灣人實現這個《文化理想國》的夢想。」
  已故台獨精神領袖黃昭看完此書說:「本書是台灣文化的導航。」張良澤也說:「此書的理想,比孫文的《建國大綱》、《建國方略》更高明多了。」醫生作家霍姆斯稱美國詩哲愛默生的《美國的學者》,是美國文化的獨立宣言,我也相信李喬此書也將是一部《台灣文化的獨立宣言》。
     2011年在望春風出版社快結束之前,當時的高雄市長陳菊,在台灣學先驅鄭正煜老師鼓勵之下,編列一百萬預算,要買五部台灣文化名著,給中、小學老師做參考書,結果本社出版品,有三部入選:(1)《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師回憶錄》(胡慧玲著);(2)《我所看到的上一代》(謝里法著);(3)《無花果》(吳濁流著)。這是遲來的精神紅利,多少給我們民間寂寞的出版事業,帶來些微的精神安慰。

老友一席話,產生心靈頓悟:「放棄出版社、專心創作」

     2011年2月我突然《中風》倒下去,在台北榮總住院一週,但是為了三個月後的《馬勒百年追憶之旅》,我很認真做復健,加上牧師及眾人的禱告,終於我又在馬勒第八《千人》的樂聲中復活起來。同年六月遠流發行人王榮文先生知道我身體微恙,百忙中來我的出版社談了2小時,最後他勸我說:「你應該多寫一些書,不要再花時間經營出版社了。」他這一句話,使我產生了心靈的頓悟,決心專心回到我的初戀情人《傳記文學》的懷抱,而把望春風出版社交給比我更幹練的陳秀麗女士處理善後。到目前為主,我已經先後完成了三部傳記文學作品:(1)《西方音樂巨人—-馬勒傳》;(2)《菲律賓國父黎剎傳》;(3)《台灣音樂之光》等。前二部創作的特點是,以台灣人的觀點,來寫這二位《西方文化烈士》與《東方政治烈士》的傳記,前者是期待,台灣人能以馬勒開創世紀末西方文化黃金時代的精神,來開創我們自己台灣的文化黃金時代;黎剎這位亞洲第一位和平主義革命家,也是傑出的詩人、雕刻家、和眼科醫師,他的夢想:「 菲律賓是菲律賓人的菲律賓」已經在他為國犧牲後半世紀 實現了,但是我們蔣渭水的夢想:「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仍然未實現,我期待黎剎傳的出版,能早日促成台灣人在自己美麗的土地上當家做主的夢想。
     我與王榮文過去曾愉快地合作過《王桂榮回憶錄》,我負責美國版,列入《台灣文庫》最後一部出版品;王榮文負責台灣版,並且不斷再版,成為台灣的迷你暢銷書。為了感激他對我的關懷,以及遠流主編吳家恆知音的眼光,我決心把我花三年時間完成的嘔心瀝血之作《西方音樂巨人—-馬勒》交給遠流再版,希望透過遠流更廣泛的行銷網,讓馬勒催生世紀末維也納文藝復興的奉獻精神,能更深入台灣社會每一個角落,我特別感激吳家恆主編給我安排了七場新書發表會,以及與呂紹嘉對談馬勒第八,王榮文也在他主持的華山藝文中心,主持一場回憶《新潮文庫》張清吉先生的演講會,那天雖然傾盆大雨,卻來了不少文化界的知音,非常溫暖。王榮文也因為此版此書,才有機會被呂紹嘉指揮NSO的馬勒《千人》所感動,而以出版此書為榮。
                                     
「上帝替我關了一扇門,同時也替我開了另一扇門」

     2013年12月30日遠景出版社負責人葉麗晴女士,替我出版了《菲律賓國父黎剎傳》,並在這一天舉行新書發表會,由葉麗晴和老友張恆豪主持,那天也來了很多舊雨新知,老朋友林逸民醫師、陳滋彥教授、蔣渭水之孫蔣朝根 等都來做感人的致辭,學問功力深厚、也是年輕一代思想導師,中研院研究員吳叡人更是發表一篇深入淺出極有份量,有關黎剎在亞洲政治革命史上的地位的演講,而最令人驚奇的是,最近才因為我的學生曾御慈(她也是台大醫院柯文哲愛將)車禍之逝,而認識不久的我的學弟柯文哲,也在百忙中抽空為此書寫短序,並趕來參加新書發表會,並且首次在新書發表會中,提出他的台北市長競選口號《改變台灣從台北開始,改變台北從文化開始》,同時他也在此會中表示,他要完成當年台大醫學院先輩蔣渭水未完成的理想。後來我也在陳永興主持的台灣民報,寫了一篇《改變台北,從大稻埕的文藝復興開始》給他加油,柯文哲在2014年高票當選台北市長後,我曾與他合作在台北市府舉行《曾御慈紀念音樂會》,由蘇顯達、葉綠娜、翁若佩演出,向陽念台語詩,大部分是蕭泰然感人的作品。
     望春風出版社在2012年結束之後,正遇上臺灣出版界沒落的時代,想不到大學時代翻譯的《羅素回憶集》、《羅素傳》都洛陽紙貴的我,現在大家都考慮出書會虧本的疑慮,我花二年創作的《菲律賓,國父黎剎傳》,居然幾位出版界的朋友都婉拒出書,幸好2013年夏我自吿奮勇 ,去找素昧平生的遠景出版社負責人葉麗晴,想不到她沒有閲讀我的書,五分鐘就勇敢地慧眼識英雄,決定不計成本,出版這本臺灣人頗為陌生的黎剎這位英雄的傳記。她不但復活了她先生留給她的《遠景出版社》,也復活了我再度從事寫作的熱忱,2016年我多年來宣揚台灣音樂文化的新作《台灣音樂之光》,再度由遠景出版社出書。總之,上帝替我關了一扇門,同時也替我開了另一扇門。

祗完成1/3《台灣文庫》出版夢,期待有心人替我圓夢

    當年我在美國杜克大學圖書館,看到印刷精美的三百部象徵日本文化精華的《日本文庫》,深受感動,因此也想在我一生中出版三百部台灣文化名著的理想並没有改變,但在美國的《台灣文庫》,祗出書42部,主要以國府禁書和台灣文化與傳記名著為主,很可惜沒有人把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和吳濁流《無花果》拍成電影,否則影響會更大。雖然有台美人第二代拍出《被出賣的台灣》,但是這部電影與柯喬治《被出賣的台灣》無關,也跟《二二八事件》無關。
    返台後在台灣出版的《望春風文庫》也祗出書60部左右,及蕭泰然CD十張,和《20世紀台灣代表性人物講座》DVD十張,比較有成果的是《台灣傳記文學》的出版,先後出版過黃彰輝、高俊明、陳泗治、巫永福、林秋悟、韓石泉、陳炯霖、陳庵君、王國照、陳永興、黃至成醫生等台灣人的傳記,同時也出版了多本世界名醫傳記:林哲男翻譯的《湯瑪斯·史達策 傳》和《法蘭西斯·莫爾傳》、《卡羅·歐巴尼醫師傳奇》、《日野原重明自傳》、《母親的力量—-德田虎雄自傳》;以及三部馬勒名著:《發現馬勒》(林芳宜主編)、《西方音樂巨人—-馬勒》和《馬勒夫人愛爾瑪情史》等,最可惜的是我們出版的有關二二八事件的第一手見証《福爾摩沙的呼喚》(謝克頓原著、宋亞伯譯述)和加拿大名記者創作、柯翠園精譯的《禁忌的國家—-台灣大歷史》,都是台灣史學界的名著,很適合拍成電影。總之,我祗完成了我的出版夢三分之一的理想,希望後繼有人,替我完成我那三百部《台灣文庫》的夢想,並讓他們有機會擺在國內外有名的圖書館,成為台灣文化的精神象徵。
(2019年7月31日完稿於南加州亞伯蘭市)

2020年5月11日 星期一

廿世紀的馬勒偶像崇拜 — 為什麼我們會對這位奧國作曲家史詩般的交響曲會這麼著迷?


理查·史特勞斯作曲生涯一帆風順

    馬勒曾經說過:「交響曲必須像一個世界,它必須無所不包。」馬勒這句話表達他在交響曲作曲方面,革命性的宣言,他把音樂當做一面鏡子,反映出人從出生到死亡的生命過程。但是馬勒音樂會的聽眾和他的音樂家朋友,也跟他有一樣的遠見嗎? 現在我們來探究他的交響曲如何成為全球音樂廳的台柱曲目。
    1902年元月馬勒寫信給小他十九歲的年輕未婚妻愛爾瑪時,他在信中寫道:「現在是我的好朋友理查·史特勞斯當道的時代,而當他的時代過去,也就是我的時代來臨的時刻。」雖然理查.史特勞斯比馬勒小四歲,但是他已經被公認爲當時的大師級人物,他被視為年輕的天才,他早期創作的交響詩,大膽㶷爛的色彩,已經風靡了當時的聽眾;而且作為歌劇作曲家,史特勞斯的歌劇,也一樣風光一時。而且他那大膽的和聲創作,也使年輕一代的現代主義作曲家著迷,同時他也保留了那些浪漫派傳統1主義的忠實觀眾。因為他寫的歌曲充滿詩的旋律。而且他神通廣大,到處都有他的身影,他指揮音樂會和歌劇院,陪伴他的女高音妻子到全歐洲巡迴演唱,他也鼓勵年輕的作曲家創作,並且為保護音樂家的版權費而奮鬥,總之,理查.史特勞斯是新世紀不斷在追求進步的典範人物。

馬勒35歲首演《復活》,才被視為作曲家

    當然1902年時,馬勒也不是省油的燈,他自己也有相當了不起的成就,他已經証明他是非常傑出的指揮家,雖然他來自不愉快的家庭背景,並遭遇到歐洲反猶太主義的風潮,但他仍然在事業上奮勇前進,不到37歲他就擔任維也納歌劇院音樂總監的位置,其後十年他以堅定的理想主義,改革這個衰敗的歌劇院,使之成為歐洲最出色的歌劇院,雖然馬勒創造了維也納歌劇院的黃金時代,可是維也納媒體充滿反猶太的惡毒批評,迫使馬勒不得不離開他心愛的維也納,畫家克里姆說:「馬勒告別維也納,他所領導的維也納文化大革命也宣告結束了。」馬勒一直希望他能像貝多芬那樣,做一個專職的作曲家,而不袛是「夏季作曲家」(Summer Composer),因為他一年九個月以上都被指揮重任佔滿了,祗有在夏天假期二、三個月才能躲到鄉下作曲小屋,創作他那史詩般的龐大交響曲,因此他之所以離開維也納,遠征新大陸的美國,接受紐約大都會歌劇院客席指揮之職,主要原因是想多賺點錢,以便早日退休,可以專心創作,因為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的薪水五倍於維也納宮廷歌劇院, 而且工作量祗有維也納宮廷歌劇院的五分之一;另一個原因是,他的捷克同鄉作曲家前輩德伏札克,也早他十年來紐約音樂院擔任院長之職,不但賺了不少錢,而且還創作了他一生的傑作:《新世界交響曲》和《降b調大提琴協奏曲》。總之,馬勒帶著勇往直前的冒險精神,1907年來到紐約大都會歌劇院面對新的挑戰,最後也獲得了新的榮耀。但是以上所提的,都是指他在指揮方面的成就,可是他在作曲方面的成就,那就另當別論了,比起史特勞斯,馬勒可以說起步較晚,雖然馬勒在20歲時創作的《悲嘆之歌》,已經充満了成熟的馬勒風格,但是此曲的首演卻延遲到41歲那一年,而28歲創作的第一交響曲,第二年匈牙利首演時,卻引起聽眾的困惑和嘲笑,甚至知名樂評家愛德華.韓斯立克(Edward Hanslick)説:「馬勒第一交響曲根本不是音樂。」1894年馬勒花了將近六年時間完成的第二交響曲(復活),但是他把此曲的第一樂章彈給指揮泰斗兼鋼琴家的布羅(Hans von Bulow)聽時,馬勒很失望地發現,這位他心目中的大師,居然掩蓋他的耳朵,聽不下去。雖然這首第二交響曲,在史特勞斯的幫助下,馬勒親自指揮柏林愛樂作世界首演時,德國音樂界才開始視馬勒為一位嚴肅古典音樂界的作曲家,這一年馬勒已經35歲了。

「交響曲必須像一個世界,它必須無所不包」

    但是樂評家們繼續對他的音樂吹毛求疵,已經習慣聽華格納和史特勞斯那種豐富韻味曲風的人,能夠適應馬勒曲子中,那種開闊而緊張不安氣氛的音樂嗎?那些傳統美好音樂的維護者,他們能夠接受馬勒把古怪滑稽民謠舞曲和來自軍營的嘹亮號角聲,都成為他交響曲的素材嗎?那些習慣聽貝多芬和布拉姆斯古典形式交響曲的聽眾,可以接受漫長到100分鐘的馬勒第三交響曲嗎?這是他在1897年37歲時的作品,至於他在四十而立之年(1900)創作的第四交響曲,在天真與世故之間遊走,也在懷舊與飄刺之間擺盪,人們又是抱什麼看法呢?大家對他1902年與愛爾瑪結婚後創作的第五交響曲:從送葬進行曲開始的第一樂章,過渡到感情跨張的第二樂章快板,到阿爾卑斯山區田園風光的詼諧曲第三樂章,接下來是馬勒一生最有名,感動愛爾瑪的默默含情的小慢板,最後第五樂章以描述獲得愛情勝利的歡樂高潮結束,難道這就是馬勒交響曲統合的方式嗎?
    有誰能夠分辨出馬勒的音樂風格,事實上就是巴赫、貝多芬、舒伯特、韋伯和華格納等人的音樂拼貼出來的,加上他自己聽過的民謠合唱、軍中樂隊、沙龍音樂、鳥兒叫聲、牛犁聲音、和他心目中的天堂境界,完美地融合起來,而形成的《馬勒之音》。如果有人批評他的音樂,像雜菜麵式的大雜燴,馬勒大概會用1907年他親自對芬蘭作曲大師西貝流士説的一句話「交響曲必須像一個世界,它必須無所不包」來做反駁。但是我們也不難理解,在音樂圈裡,多年來流行一種看法,他們認為馬勒的音樂,祗不過是膚淺的「指揮家音樂」,最有名的例子,便是英國作曲家Vaughan Williams對馬勒作品的一句惡評:「馬勒的音樂,最多也不過是一位作曲家尚可忍受的模仿之作。」而背後的文化背景,就是華格納對猶太人的惡意中傷:「不管猶太人多麼努力要融入歐洲文化,但是猶太人永遠無法成為歐洲文化的一部份,他們祗是聰明地模仿它而己。」雖然華格納講過這種侮辱猶太人的話,馬勒依然是華格納音樂的崇拜者與推廣者,這點表示馬勒心胸的寬容大量。

1900年初期,馬勒開始有不少年輕的追隨者

    儘管馬勒受到保守派的批評,到了1900年初期,他的堅定的反傳統立場,馬勒已經吸引了不少年輕一輩的熱情支持者,包括他的二位重要門生柴姆林斯基(Alexander Zemlinsky)和荀貝格(Arnold Schoenberg),以及二位荀貝格更年輕的門生:貝格(Alban Berg)和魏本(Anton Webern),後來又有二位倔起的指揮新星華爾特(Bruno Walter)和克倫佩勒(Otto Klemperer)加入陣營,可以說是如虎添翼。1910年9月12日他們都齊聚慕尼黑,參加馬勒一生最成功的世界首演《千人交響曲》,荀貝格、貝格、魏本三位頓悟他們無法在浪漫派作品超越過馬勒,因此決心走向影響廿世紀樂壇深遠的《十二音派》之路,他們被稱為《新維也納樂派》而各領風騷。
     等到馬勒親自指揮他在1904年創作的第六交響曲(悲劇)世界首演,和他在1905年創作的第七交響曲(夜之歌)世界首演時,他已經被歐洲音樂聽眾視為重要的音樂界大事,等到馬勒在慕尼黑1910年9月12日世界首演,他在1906年創作的有龐大因合唱團的第八交響曲(千人)時,那更是歐洲文化界的盛會,有名的音樂家、文學家和藝術家齊聚一堂,而且一旦奏畢,全場起立鼓掌長達30分鐘,創造了廿世紀西洋音樂史上,最成功的交響曲首演,這時馬勒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但是八個月後,馬勒在2011年5月18日去世在他的精神故鄉維也納,享年50歲又10個月。那時理查·史特勞斯説:「馬勒之逝,對我而言是重大的休克,無疑的,在維也納他現在已經變成一位偉人了。」從第一到第八交響曲,都是由馬勒親自指揮他作品的世界首演,他去逝後,他最忠實的弟子華爾特才分別在1911年和1912年,世界首演馬勒在1909年創作的一首「歌曲交響曲」—《大地之歌》和馬勒最後的告別人世之作《第九交響曲》,來參加這二場世界首演的馬勒崇拜者,都充滿了感動與敬佩之心。

伯恩斯坦:馬勒音樂復興的最大功臣

史特勞斯比馬勒多活了38歲,直到1949年才過世,雖然他的名聲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稍微降低一點,但是在他去世之後,他的大部分管弦樂作品和歌劇作品,仍然經常被演出,因此馬勒1902年時,所作的預言,祗對了一半,也就是說他預言他的時代會來臨是對的;而對史特勞斯的預言是錯的,因為史特勞斯的作品並沒有過時。馬勒在1911年過世時,大家公認他是偉大的指揮家之一,但是很少人知道他是廿世紀偉大的作曲家,二次大戰之間,希特勒和史達林都禁演他的作品,祗有華爾特、克倫佩勒、孟伯格等知音,在歐美繼續演出他的作品,因此馬勒必須等到他去逝50年之後,由美國猶太裔指揮家兼作曲家伯恩斯坦,在紐約领先帶頭開始「馬勒的音樂文藝復興」,他在1960年在美國紐約舉行《馬勒音樂節》,接著伯恩斯坦在卡內基音樂廳,以一流的口才,面對著2300位青少年,演講《誰是古斯塔夫.馬勒》(Who Is Gustav Mahler?)並透過電視轉播到全美各地。1963年甘迺迪總統遇刺葬禮時,伯恩斯坦以馬勒《復活》交響曲的終樂章紀念他,1968年羅伯·甘迺迪也遇刺身亡時,伯恩斯坦以馬勒第五交響曲的《小慢板》紀念他,當1964年紐約林肯中心盛大開幕時,伯恩斯坦以馬勒《千人》交響曲作開幕首演的曲子,以上三場歷史性的演出,都是透過電視傳播,而達到全球的聽眾。後來唱片LP及CD的先後發明,更使《馬勒的音樂文藝復興》如虎添翼,1967~68年,伯恩斯坦、索第、庫布立克三位指揮大師,分別在美國與歐陸灌製全套馬勒交響曲的唱片,發行全球;1971年義大利導演威斯康提,根據湯瑪斯·曼小説《魂斷威尼斯》,改編為電影時,這位馬勒迷的導演,讓馬勒寫給未婚妻愛爾瑪的情書(小慢板),一再地在片中重覆出現,而風迷全球的觀眾。馬勒早在6歲時,他就説過,他將來長大要做「美的烈士」,這部電影忠實地表達了,這種《為了美而情願犠牲》的《馬勒精神》。

2020年荷蘭將舉辦全球最盛大《馬勒音樂節》

     但是在1911年馬勒去逝,到1960年開始在美國樂壇流行,這段馬勒音樂受到冷落的五十年,他可以説是《指揮家的作曲家》或是《作曲家的作曲家》,而不是廣大音樂聽眾的作曲家,因為他的作品被演出的機會並不多,祗有那些真正瞭解馬勒音樂偉大的指揮家例如華爾特、克倫佩勒、孟格伯等在歐美持續演出他的作品,還有那些深受馬勒作品影響的作曲家例如荀貝格、貝格、魏本、蕭斯塔科維契、柯普蘭、伯恩斯坦、布列滋、梅湘、布列頓等在暗地裡研究他、並熱情地推崇他。而一般的媒體和聽眾,可以説是完全忽略馬勒音樂的存在。事實上,即使在馬勒生前,英國、美國和俄國都開始對馬勒作品發生興趣,尤其對馬勒交響曲最友善的國家,無疑就是荷蘭這個小國,馬勒曾經親自三次受邀,到阿姆斯特丹指揮皇家愛樂管弦樂團演出他的交響曲,並引起熱烈的迴響;有一場音樂會,甚至上半場由馬勒演出他的第四交響曲;下半場由他的知交孟格伯(Willem Mengelberg)再重覆演出馬勒第四,給荷蘭聽眾留下非常深刻美好的印象。孟格伯可以説是馬勒的頭號粉絲,在他擔任阿姆斯特丹皇家愛樂五十年指揮時,曾經在1920年,舉辦全世界第一次《馬勒音樂節》,演出全套馬勒交響曲,1995年他的接班人荷蘭指揮大師,也是馬勒權威伯納.海汀克(Bernard Haitink),主持荷蘭第二次《馬勒音樂節》,2020年5月荷蘭將舉辦全球最盛大的《馬勒音樂節》,由馬勒生前指揮過的四大交響樂團:維也納愛樂、柏林愛樂、紐約愛樂和阿姆斯特丹皇家愛樂,分別擔綱演出全套馬勒交響曲(二次),全球的馬勒迷,將會再度會師,盛況可期。

馬勒作品開始影響廿世紀不少重要級作曲家

     在英國最早介紹馬勒音樂的是亨利·伍德(Henry Wood),他在1903年的《消遙遊音樂節》,就指揮演出第一交響曲,接著他在英國首演馬勒的《大地之歌》《第四交響曲》《第七交響曲》和《千人交響曲》,引起熱烈迴響;更另人驚奇的是英國指揮泰斗鮑特(Adrian Boult),在他擔任伯明罕市立交響樂團音樂總監時(1922-1930)演出過《大地之歌》和《第四交響曲》,並且在1947年電台錄音室英國首演馬勒《第三交響曲》;在中歐經常安排馬勒交響曲演出的是,馬勒二位及門弟子:華爾特和佛萊德(Oscar Fried),直到1939年為了逃避希特勒迫害,他們離開歐洲為止。後來華爾特到美國,佛萊德到俄國繼續發揚光大馬勒的作品,1924年佛萊德灌製有史以來第一張馬勒唱片(第二交響曲),在美國華爾特把馬勒精神傳承給伯恩斯坦,而伯恩斯坦也在1943年,接替生病的華爾特,指揮紐約愛樂,透過電視傳播,而在一夜之間,掘起美國樂壇。
     同時不少作曲家,把馬勒的作品特色和創新技巧,融入他自己的作品中,最明顯的例子,便是《新維也納樂派》的貝爾格,他創作的《三首管弦樂小品》中,就有不少馬勒軍樂的成份在裡邊;而他的歌劇《Lulu》終曲的尖銳與痛苦的和聲,幾乎可以說是馬勒在1910年寫的第九交響曲和第十交響曲中《慢板樂章》的相似作品;更不可思議的是,美國柯普蘭在1920年代,到巴黎拜法國作曲界的教母鮑蓮格(Nadia Boulanger)為師時,她絕對不會是奧德浪漫派的信徒,她居然要她的第一個作曲學生,以馬勒的管弦樂配器法為師。難怪後來柯普蘭返美國後,大力推廣馬勒的作品,並影響了伯恩斯坦等後輩。
     大約在十年之後,俄國的蕭士塔高維契,也從馬勒的作品中,獲得像柯普蘭式的啓發,你果有機會聽完蕭氏第四和第五交響曲中的具有諷刺意味的詼諧曲,你可能會誤以為是馬勒的作品;英國作曲家布列頓(Benjamin Britten)仍然是學生時,聽到馬勒的第四交響曲,就開始迷上馬勒作品的旋律之美,不久他聽到馬勒的《大地之歌》時,更進一步為此曲的美麗與哀愁所惑,難怪布列頓也創作了一首管弦樂的歌曲集《Sinfonia da Requiem》,可以説是一首完全接受馬勒的作曲觀,而寫下的作品,裡面有送葬進行曲和死亡之舞。同時他也寫了一首《夜曲》獻給晩年的馬勒夫人愛爾瑪。

馬勒交響曲的演出頻率僅次於貝多芬交響曲

    的確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後期,就可以聞到馬勒的時代快要來臨了,年輕一代的指揮家,特別是美國的伯恩斯坦,他走在時代的前面,率先鼓動風潮,在紐約舉行《馬勒音樂節》,不久LP唱片的發明,更讓馬勒的音樂如虎添翼,加上立體音響時代的來臨,讓馬勒交響曲音樂的欣賞,更上一層樓,於是1967年左右,伯恩斯坦在紐約、索第在芝加哥、庫布利克在德國分別灌制了《馬勒全集》的唱片,並且全球發行。也差不多在這時,有不少音樂學者,開始研究馬勒的生平與作品,其中以奧國的布勞克普芙夫婦(Kurt and Herta Blaukopf),以及窮畢生之力,寫出四巨冊《馬勒傳》的法國傳記作家亨利·魯易士、格蘭哲(Henri-Louis
de Grange);加上二位英國學者:密契爾(Ronald Mitchell)和庫克(Deryck Cooke),也分別出版了三巨冊的馬勒傳和十一首交響曲的作品分析。1960年代,馬勒交響曲的演出總是激起音樂聽眾的興趣與刺激,於是英國《消遙遊音樂節》在1962年由Norman Del Mar 首演馬勒第三交響曲,1963年由史托科夫斯基首度演出《復活》交響曲,1964年更世界首演庫克板的馬勒第十交響曲(完整板),就在這時,歐美正在流行美國的《簡貼藝術》,而馬勒豐富而多釆多姿的作品,正好是音樂上的《拼貼藝術》,後來1970年代的經濟危機,結束了藝術上的拼貼潮流,但是在音樂界,馬勒的交響樂已經隠固地成為音樂會的主流節目,其演出的頻率僅次於貝多芬的交響曲。
     無疑地,這種馬勒音樂的流行現象,可以說是多方面的,從超級電影院到存在主義哲學的痛苦深淵,從感情上的自然模仿到人生的生與死、愛情與失落、天真與世故,都涵蓋在馬勒音樂中,但是馬勒音樂這麼流行,是否合理呢?而且是否能繼續流行下去呢?馬勒有一次跟佛洛伊德在荷蘭萊登做散步治療(Walking Therapy)時,他向佛氏承認,我常常把引車賣漿的通俗音樂放在我的交響曲中,這點我覺得有點罪過,我們也常常會遇到長期的馬勒樂迷,有時會暫時避開聽馬勒音樂,以免因為聽太多或庸俗的詮釋而過度傷害到馬勒音樂的本質,以及他的音樂中感動人心的魅力。而在指揮家中,也有不同的詮釋速度,例如他的第五交響曲的《小慢板》,有些指揮家需要12分鐘才能完成(例如伯恩斯坦),最近來臺灣的杜達美,在衛武營文化中心指揮柏林愛樂演出時,大約是10分鐘,而根據荷蘭指揮家孟格伯的說法,馬勒指揮《小慢板》時,祗用了8分鐘左右。也就是說馬勒的音樂,可以隨指揮家的主觀意見,而做出各種不同型式的多采多姿的詮釋。

結語

     如果不算理查·史特勞斯的交響詩的話,馬勒同時代的作曲家中,以西貝流士的交響曲最足以和馬勒的作品抗衡。廿世紀前半葉是西貝流士獨領風騷的時代,因為芬蘭在1917年獨立之後,西貝流士形同芬蘭人的精神國父,他的《芬蘭頌》也成為芬蘭國歌,任何想爭取國家獨立的人,都會向他的《芬蘭頌》和第二交響曲取經。西貝流士活到1957年去世,享壽92歲;他與加泰隆尼亞的卡薩爾斯都是廿世紀反抗獨裁的象徵。而馬勒的作品在這段期間被希特勒與史達林禁演,只有華爾特、克倫普勒和孟格伯等少數知音在演出他的作品。但是到了1960年,透過伯恩斯坦的大力鼓吹,馬勒的風頭就開始超越西貝流士,透過唱片的普及,以及電影《魂斷威尼斯》的推波助瀾;加上1970年代伯恩斯坦、蕭提和庫貝利克分別發行馬勒全集,馬勒的時代終於降臨了。在亞洲樂壇,日本在1930年代就開始流行馬勒,在日本祇要演出馬勒,幾乎都會客滿;2004年透過簡文彬和呂紹嘉的努力,台灣也開始進入馬勒時代;中國在2010年代,也開始經常演出馬勒的作品,例如2008年北京奧運,就是演出馬勒《千人交響曲》。
    1907年10月馬勒到赫爾辛基做客席指揮時,他和西貝流士有一次歷史性的會晤,當聊到交響曲時,西貝流士告訴馬勒:「我很欣賞您作品的風格及形式上的嚴謹,我認為交響曲是各種音樂主題之間內在的緊密邏輯發展而成。」對此,馬勒做了如今廣為人知的回答:「不,交響曲必須像這個世界,無所不包。」
    雖然馬勒自認是世界的孤兒,但在創作上他不僅直接影響了《新維也納樂派》三巨頭荀貝格、魏本和貝爾格;俄國的蕭士塔高維奇,可以說是馬勒在交響曲方面的接班人。現代作曲大師中,英國布瑞頓、美國柯普蘭和伯恩斯坦、義大利貝里歐、法國梅湘和布列茲、德國史托克豪森等人都深受馬勒的影響。
    在指揮上,馬勒可說是廿世紀專業指揮家的奠基者,柏林愛樂的福特萬格勒和紐約愛樂的伯恩斯坦都是他的精神後裔;馬勒擴展了新的曲目,並提升了他所指揮的樂團底水準。在歌劇院方面,他認為指揮不但要控制音樂藝術的品質,也要一併掌握舞台設計、燈光及服裝等,才能有整體的完美演出。他和主掌拜魯特音樂節的華格納後裔威蘭·華格納(Wieland Wagner)都是廿世紀歌劇舞台改革的精神領袖。

馬勒音樂:濁世清音歷久彌新

   在馬勒生時,他的交響曲被批評為太冗長、太大聲、太嚕嗦,甚至被譏為業餘人士的創作,但是死後百年的今天,卻成為交響樂的瑰寶。那些不滿人間境況和對社會紛爭的疲憊心靈,以及那些反抗外在殘酷世界不公不義的廣大聽眾,卻在馬勒高潮迭起的交響曲中追尋人性的慰藉與希望,對那些追求自由的靈魂,馬勒音樂是一面鏡子;對那些追求新的音樂語言的前衛作曲家來說,馬勒則為他們留下豐富的音樂遺產。
    馬勒這位《美的殉道者》終其一生追尋不懈,他的知音與弟子華爾特的一段話,最足以彰顯他在西洋音樂史上的地位:「馬勒創作的最高價值,不只來自他的秉性大膽創新且特立獨行,能表現一種令人感動的與時俱進的精神,而且來自他在求新求變之餘,更能灌注以美感、神髓與性靈,發而為濁世清音,並以永恆的藝術創作及高貴的人生為其本源。因此這些樂曲至今仍歷久彌新,未來也將禁得起時間的淘洗。」我個人深信馬勒的音樂,將會像貝多芬和莫札特的作品一樣地流傳下去,成為西方音樂文化傳統最珍貴的一部份。
(2018年11月20日完稿於淡水海揚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