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史特勞斯作曲生涯一帆風順
馬勒曾經說過:「交響曲必須像一個世界，它必須無所不包。」馬勒這句話表達他在交響曲作曲方面，革命性的宣言，他把音樂當做一面鏡子，反映出人從出生到死亡的生命過程。但是馬勒音樂會的聽眾和他的音樂家朋友，也跟他有一樣的遠見嗎? 現在我們來探究他的交響曲如何成為全球音樂廳的台柱曲目。
1902年元月馬勒寫信給小他十九歲的年輕未婚妻愛爾瑪時，他在信中寫道:「現在是我的好朋友理查·史特勞斯當道的時代，而當他的時代過去，也就是我的時代來臨的時刻。」雖然理查．史特勞斯比馬勒小四歲，但是他已經被公認爲當時的大師級人物，他被視為年輕的天才，他早期創作的交響詩，大膽㶷爛的色彩，已經風靡了當時的聽眾；而且作為歌劇作曲家，史特勞斯的歌劇，也一樣風光一時。而且他那大膽的和聲創作，也使年輕一代的現代主義作曲家著迷，同時他也保留了那些浪漫派傳統1主義的忠實觀眾。因為他寫的歌曲充滿詩的旋律。而且他神通廣大，到處都有他的身影，他指揮音樂會和歌劇院，陪伴他的女高音妻子到全歐洲巡迴演唱，他也鼓勵年輕的作曲家創作，並且為保護音樂家的版權費而奮鬥，總之，理查．史特勞斯是新世紀不斷在追求進步的典範人物。
馬勒35歲首演《復活》，才被視為作曲家
當然1902年時，馬勒也不是省油的燈，他自己也有相當了不起的成就，他已經証明他是非常傑出的指揮家，雖然他來自不愉快的家庭背景，並遭遇到歐洲反猶太主義的風潮，但他仍然在事業上奮勇前進，不到37歲他就擔任維也納歌劇院音樂總監的位置，其後十年他以堅定的理想主義，改革這個衰敗的歌劇院，使之成為歐洲最出色的歌劇院，雖然馬勒創造了維也納歌劇院的黃金時代，可是維也納媒體充滿反猶太的惡毒批評，迫使馬勒不得不離開他心愛的維也納，畫家克里姆說：「馬勒告別維也納，他所領導的維也納文化大革命也宣告結束了。」馬勒一直希望他能像貝多芬那樣，做一個專職的作曲家，而不袛是「夏季作曲家」（Summer Composer)，因為他一年九個月以上都被指揮重任佔滿了，祗有在夏天假期二、三個月才能躲到鄉下作曲小屋，創作他那史詩般的龐大交響曲，因此他之所以離開維也納，遠征新大陸的美國，接受紐約大都會歌劇院客席指揮之職，主要原因是想多賺點錢，以便早日退休，可以專心創作，因為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的薪水五倍於維也納宮廷歌劇院， 而且工作量祗有維也納宮廷歌劇院的五分之一；另一個原因是，他的捷克同鄉作曲家前輩德伏札克，也早他十年來紐約音樂院擔任院長之職，不但賺了不少錢，而且還創作了他一生的傑作：《新世界交響曲》和《降b調大提琴協奏曲》。總之，馬勒帶著勇往直前的冒險精神，1907年來到紐約大都會歌劇院面對新的挑戰，最後也獲得了新的榮耀。但是以上所提的，都是指他在指揮方面的成就，可是他在作曲方面的成就，那就另當別論了，比起史特勞斯，馬勒可以說起步較晚，雖然馬勒在20歲時創作的《悲嘆之歌》，已經充満了成熟的馬勒風格，但是此曲的首演卻延遲到41歲那一年，而28歲創作的第一交響曲，第二年匈牙利首演時，卻引起聽眾的困惑和嘲笑，甚至知名樂評家愛德華．韓斯立克（Edward Hanslick)説：「馬勒第一交響曲根本不是音樂。」1894年馬勒花了將近六年時間完成的第二交響曲（復活），但是他把此曲的第一樂章彈給指揮泰斗兼鋼琴家的布羅（Hans von Bulow)聽時，馬勒很失望地發現，這位他心目中的大師，居然掩蓋他的耳朵，聽不下去。雖然這首第二交響曲，在史特勞斯的幫助下，馬勒親自指揮柏林愛樂作世界首演時，德國音樂界才開始視馬勒為一位嚴肅古典音樂界的作曲家，這一年馬勒已經35歲了。
「交響曲必須像一個世界，它必須無所不包」
但是樂評家們繼續對他的音樂吹毛求疵，已經習慣聽華格納和史特勞斯那種豐富韻味曲風的人，能夠適應馬勒曲子中，那種開闊而緊張不安氣氛的音樂嗎？那些傳統美好音樂的維護者，他們能夠接受馬勒把古怪滑稽民謠舞曲和來自軍營的嘹亮號角聲，都成為他交響曲的素材嗎？那些習慣聽貝多芬和布拉姆斯古典形式交響曲的聽眾，可以接受漫長到100分鐘的馬勒第三交響曲嗎？這是他在1897年37歲時的作品，至於他在四十而立之年（1900）創作的第四交響曲，在天真與世故之間遊走，也在懷舊與飄刺之間擺盪，人們又是抱什麼看法呢？大家對他1902年與愛爾瑪結婚後創作的第五交響曲：從送葬進行曲開始的第一樂章，過渡到感情跨張的第二樂章快板，到阿爾卑斯山區田園風光的詼諧曲第三樂章，接下來是馬勒一生最有名，感動愛爾瑪的默默含情的小慢板，最後第五樂章以描述獲得愛情勝利的歡樂高潮結束，難道這就是馬勒交響曲統合的方式嗎？
有誰能夠分辨出馬勒的音樂風格，事實上就是巴赫、貝多芬、舒伯特、韋伯和華格納等人的音樂拼貼出來的，加上他自己聽過的民謠合唱、軍中樂隊、沙龍音樂、鳥兒叫聲、牛犁聲音、和他心目中的天堂境界，完美地融合起來，而形成的《馬勒之音》。如果有人批評他的音樂，像雜菜麵式的大雜燴，馬勒大概會用1907年他親自對芬蘭作曲大師西貝流士説的一句話「交響曲必須像一個世界，它必須無所不包」來做反駁。但是我們也不難理解，在音樂圈裡，多年來流行一種看法，他們認為馬勒的音樂，祗不過是膚淺的「指揮家音樂」，最有名的例子，便是英國作曲家Vaughan Williams對馬勒作品的一句惡評：「馬勒的音樂，最多也不過是一位作曲家尚可忍受的模仿之作。」而背後的文化背景，就是華格納對猶太人的惡意中傷：「不管猶太人多麼努力要融入歐洲文化，但是猶太人永遠無法成為歐洲文化的一部份，他們祗是聰明地模仿它而己。」雖然華格納講過這種侮辱猶太人的話，馬勒依然是華格納音樂的崇拜者與推廣者，這點表示馬勒心胸的寬容大量。
1900年初期，馬勒開始有不少年輕的追隨者
儘管馬勒受到保守派的批評，到了1900年初期，他的堅定的反傳統立場，馬勒已經吸引了不少年輕一輩的熱情支持者，包括他的二位重要門生柴姆林斯基（Alexander Zemlinsky)和荀貝格（Arnold Schoenberg)，以及二位荀貝格更年輕的門生：貝格（Alban Berg)和魏本（Anton Webern),後來又有二位倔起的指揮新星華爾特（Bruno Walter)和克倫佩勒（Otto Klemperer)加入陣營，可以說是如虎添翼。1910年9月12日他們都齊聚慕尼黑，參加馬勒一生最成功的世界首演《千人交響曲》，荀貝格、貝格、魏本三位頓悟他們無法在浪漫派作品超越過馬勒，因此決心走向影響廿世紀樂壇深遠的《十二音派》之路，他們被稱為《新維也納樂派》而各領風騷。
等到馬勒親自指揮他在1904年創作的第六交響曲（悲劇）世界首演，和他在1905年創作的第七交響曲（夜之歌）世界首演時，他已經被歐洲音樂聽眾視為重要的音樂界大事，等到馬勒在慕尼黑1910年9月12日世界首演，他在1906年創作的有龐大因合唱團的第八交響曲（千人）時，那更是歐洲文化界的盛會，有名的音樂家、文學家和藝術家齊聚一堂，而且一旦奏畢，全場起立鼓掌長達30分鐘，創造了廿世紀西洋音樂史上，最成功的交響曲首演，這時馬勒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但是八個月後，馬勒在2011年5月18日去世在他的精神故鄉維也納，享年50歲又10個月。那時理查·史特勞斯説：「馬勒之逝，對我而言是重大的休克，無疑的，在維也納他現在已經變成一位偉人了。」從第一到第八交響曲，都是由馬勒親自指揮他作品的世界首演，他去逝後，他最忠實的弟子華爾特才分別在1911年和1912年，世界首演馬勒在1909年創作的一首「歌曲交響曲」—《大地之歌》和馬勒最後的告別人世之作《第九交響曲》，來參加這二場世界首演的馬勒崇拜者，都充滿了感動與敬佩之心。
伯恩斯坦：馬勒音樂復興的最大功臣
史特勞斯比馬勒多活了38歲，直到1949年才過世，雖然他的名聲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稍微降低一點，但是在他去世之後，他的大部分管弦樂作品和歌劇作品，仍然經常被演出，因此馬勒1902年時，所作的預言，祗對了一半，也就是說他預言他的時代會來臨是對的；而對史特勞斯的預言是錯的，因為史特勞斯的作品並沒有過時。馬勒在1911年過世時，大家公認他是偉大的指揮家之一，但是很少人知道他是廿世紀偉大的作曲家，二次大戰之間，希特勒和史達林都禁演他的作品，祗有華爾特、克倫佩勒、孟伯格等知音，在歐美繼續演出他的作品，因此馬勒必須等到他去逝50年之後，由美國猶太裔指揮家兼作曲家伯恩斯坦，在紐約领先帶頭開始「馬勒的音樂文藝復興」，他在1960年在美國紐約舉行《馬勒音樂節》，接著伯恩斯坦在卡內基音樂廳，以一流的口才，面對著2300位青少年，演講《誰是古斯塔夫．馬勒》（Who Is Gustav Mahler?)並透過電視轉播到全美各地。1963年甘迺迪總統遇刺葬禮時，伯恩斯坦以馬勒《復活》交響曲的終樂章紀念他，1968年羅伯·甘迺迪也遇刺身亡時，伯恩斯坦以馬勒第五交響曲的《小慢板》紀念他，當1964年紐約林肯中心盛大開幕時，伯恩斯坦以馬勒《千人》交響曲作開幕首演的曲子，以上三場歷史性的演出，都是透過電視傳播，而達到全球的聽眾。後來唱片LP及CD的先後發明，更使《馬勒的音樂文藝復興》如虎添翼，1967～68年，伯恩斯坦、索第、庫布立克三位指揮大師，分別在美國與歐陸灌製全套馬勒交響曲的唱片，發行全球；1971年義大利導演威斯康提，根據湯瑪斯·曼小説《魂斷威尼斯》，改編為電影時，這位馬勒迷的導演，讓馬勒寫給未婚妻愛爾瑪的情書（小慢板），一再地在片中重覆出現，而風迷全球的觀眾。馬勒早在6歲時,他就説過，他將來長大要做「美的烈士」，這部電影忠實地表達了，這種《為了美而情願犠牲》的《馬勒精神》。
2020年荷蘭將舉辦全球最盛大《馬勒音樂節》
但是在1911年馬勒去逝，到1960年開始在美國樂壇流行，這段馬勒音樂受到冷落的五十年，他可以説是《指揮家的作曲家》或是《作曲家的作曲家》，而不是廣大音樂聽眾的作曲家，因為他的作品被演出的機會並不多，祗有那些真正瞭解馬勒音樂偉大的指揮家例如華爾特、克倫佩勒、孟格伯等在歐美持續演出他的作品，還有那些深受馬勒作品影響的作曲家例如荀貝格、貝格、魏本、蕭斯塔科維契、柯普蘭、伯恩斯坦、布列滋、梅湘、布列頓等在暗地裡研究他、並熱情地推崇他。而一般的媒體和聽眾，可以説是完全忽略馬勒音樂的存在。事實上，即使在馬勒生前，英國、美國和俄國都開始對馬勒作品發生興趣，尤其對馬勒交響曲最友善的國家，無疑就是荷蘭這個小國，馬勒曾經親自三次受邀，到阿姆斯特丹指揮皇家愛樂管弦樂團演出他的交響曲，並引起熱烈的迴響；有一場音樂會，甚至上半場由馬勒演出他的第四交響曲；下半場由他的知交孟格伯（Willem Mengelberg)再重覆演出馬勒第四，給荷蘭聽眾留下非常深刻美好的印象。孟格伯可以説是馬勒的頭號粉絲，在他擔任阿姆斯特丹皇家愛樂五十年指揮時，曾經在1920年，舉辦全世界第一次《馬勒音樂節》，演出全套馬勒交響曲，1995年他的接班人荷蘭指揮大師，也是馬勒權威伯納．海汀克（Bernard Haitink)，主持荷蘭第二次《馬勒音樂節》，2020年5月荷蘭將舉辦全球最盛大的《馬勒音樂節》，由馬勒生前指揮過的四大交響樂團：維也納愛樂、柏林愛樂、紐約愛樂和阿姆斯特丹皇家愛樂，分別擔綱演出全套馬勒交響曲（二次），全球的馬勒迷，將會再度會師，盛況可期。
馬勒作品開始影響廿世紀不少重要級作曲家
在英國最早介紹馬勒音樂的是亨利·伍德（Henry Wood)，他在1903年的《消遙遊音樂節》，就指揮演出第一交響曲，接著他在英國首演馬勒的《大地之歌》《第四交響曲》《第七交響曲》和《千人交響曲》，引起熱烈迴響；更另人驚奇的是英國指揮泰斗鮑特（Adrian Boult)，在他擔任伯明罕市立交響樂團音樂總監時（1922-1930）演出過《大地之歌》和《第四交響曲》，並且在1947年電台錄音室英國首演馬勒《第三交響曲》；在中歐經常安排馬勒交響曲演出的是，馬勒二位及門弟子：華爾特和佛萊德（Oscar Fried)，直到1939年為了逃避希特勒迫害，他們離開歐洲為止。後來華爾特到美國，佛萊德到俄國繼續發揚光大馬勒的作品，1924年佛萊德灌製有史以來第一張馬勒唱片（第二交響曲），在美國華爾特把馬勒精神傳承給伯恩斯坦，而伯恩斯坦也在1943年，接替生病的華爾特，指揮紐約愛樂，透過電視傳播，而在一夜之間，掘起美國樂壇。
同時不少作曲家，把馬勒的作品特色和創新技巧，融入他自己的作品中，最明顯的例子，便是《新維也納樂派》的貝爾格，他創作的《三首管弦樂小品》中，就有不少馬勒軍樂的成份在裡邊；而他的歌劇《Lulu》終曲的尖銳與痛苦的和聲，幾乎可以說是馬勒在1910年寫的第九交響曲和第十交響曲中《慢板樂章》的相似作品；更不可思議的是，美國柯普蘭在1920年代，到巴黎拜法國作曲界的教母鮑蓮格（Nadia Boulanger)為師時，她絕對不會是奧德浪漫派的信徒，她居然要她的第一個作曲學生，以馬勒的管弦樂配器法為師。難怪後來柯普蘭返美國後，大力推廣馬勒的作品，並影響了伯恩斯坦等後輩。
大約在十年之後，俄國的蕭士塔高維契，也從馬勒的作品中，獲得像柯普蘭式的啓發，你果有機會聽完蕭氏第四和第五交響曲中的具有諷刺意味的詼諧曲，你可能會誤以為是馬勒的作品；英國作曲家布列頓（Benjamin Britten）仍然是學生時，聽到馬勒的第四交響曲，就開始迷上馬勒作品的旋律之美，不久他聽到馬勒的《大地之歌》時，更進一步為此曲的美麗與哀愁所惑，難怪布列頓也創作了一首管弦樂的歌曲集《Sinfonia da Requiem》，可以説是一首完全接受馬勒的作曲觀，而寫下的作品，裡面有送葬進行曲和死亡之舞。同時他也寫了一首《夜曲》獻給晩年的馬勒夫人愛爾瑪。
馬勒交響曲的演出頻率僅次於貝多芬交響曲
的確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後期，就可以聞到馬勒的時代快要來臨了，年輕一代的指揮家，特別是美國的伯恩斯坦，他走在時代的前面，率先鼓動風潮，在紐約舉行《馬勒音樂節》，不久LP唱片的發明，更讓馬勒的音樂如虎添翼，加上立體音響時代的來臨，讓馬勒交響曲音樂的欣賞，更上一層樓，於是1967年左右，伯恩斯坦在紐約、索第在芝加哥、庫布利克在德國分別灌制了《馬勒全集》的唱片，並且全球發行。也差不多在這時，有不少音樂學者，開始研究馬勒的生平與作品，其中以奧國的布勞克普芙夫婦（Kurt and Herta Blaukopf),以及窮畢生之力，寫出四巨冊《馬勒傳》的法國傳記作家亨利·魯易士、格蘭哲（Henri-Louis
de Grange);加上二位英國學者：密契爾（Ronald Mitchell)和庫克（Deryck Cooke),也分別出版了三巨冊的馬勒傳和十一首交響曲的作品分析。1960年代，馬勒交響曲的演出總是激起音樂聽眾的興趣與刺激，於是英國《消遙遊音樂節》在1962年由Norman Del Mar 首演馬勒第三交響曲，1963年由史托科夫斯基首度演出《復活》交響曲，1964年更世界首演庫克板的馬勒第十交響曲（完整板），就在這時，歐美正在流行美國的《簡貼藝術》，而馬勒豐富而多釆多姿的作品，正好是音樂上的《拼貼藝術》，後來1970年代的經濟危機，結束了藝術上的拼貼潮流，但是在音樂界，馬勒的交響樂已經隠固地成為音樂會的主流節目，其演出的頻率僅次於貝多芬的交響曲。
無疑地，這種馬勒音樂的流行現象，可以說是多方面的，從超級電影院到存在主義哲學的痛苦深淵，從感情上的自然模仿到人生的生與死、愛情與失落、天真與世故，都涵蓋在馬勒音樂中，但是馬勒音樂這麼流行，是否合理呢？而且是否能繼續流行下去呢？馬勒有一次跟佛洛伊德在荷蘭萊登做散步治療（Walking Therapy）時，他向佛氏承認，我常常把引車賣漿的通俗音樂放在我的交響曲中，這點我覺得有點罪過，我們也常常會遇到長期的馬勒樂迷，有時會暫時避開聽馬勒音樂，以免因為聽太多或庸俗的詮釋而過度傷害到馬勒音樂的本質，以及他的音樂中感動人心的魅力。而在指揮家中，也有不同的詮釋速度，例如他的第五交響曲的《小慢板》，有些指揮家需要12分鐘才能完成（例如伯恩斯坦），最近來臺灣的杜達美，在衛武營文化中心指揮柏林愛樂演出時，大約是10分鐘，而根據荷蘭指揮家孟格伯的說法，馬勒指揮《小慢板》時，祗用了8分鐘左右。也就是說馬勒的音樂，可以隨指揮家的主觀意見，而做出各種不同型式的多采多姿的詮釋。
結語
如果不算理查·史特勞斯的交響詩的話，馬勒同時代的作曲家中，以西貝流士的交響曲最足以和馬勒的作品抗衡。廿世紀前半葉是西貝流士獨領風騷的時代，因為芬蘭在1917年獨立之後，西貝流士形同芬蘭人的精神國父，他的《芬蘭頌》也成為芬蘭國歌，任何想爭取國家獨立的人，都會向他的《芬蘭頌》和第二交響曲取經。西貝流士活到1957年去世，享壽92歲；他與加泰隆尼亞的卡薩爾斯都是廿世紀反抗獨裁的象徵。而馬勒的作品在這段期間被希特勒與史達林禁演，只有華爾特、克倫普勒和孟格伯等少數知音在演出他的作品。但是到了1960年，透過伯恩斯坦的大力鼓吹，馬勒的風頭就開始超越西貝流士，透過唱片的普及，以及電影《魂斷威尼斯》的推波助瀾；加上1970年代伯恩斯坦、蕭提和庫貝利克分別發行馬勒全集，馬勒的時代終於降臨了。在亞洲樂壇，日本在1930年代就開始流行馬勒，在日本祇要演出馬勒，幾乎都會客滿；2004年透過簡文彬和呂紹嘉的努力，台灣也開始進入馬勒時代；中國在2010年代，也開始經常演出馬勒的作品，例如2008年北京奧運，就是演出馬勒《千人交響曲》。
1907年10月馬勒到赫爾辛基做客席指揮時，他和西貝流士有一次歷史性的會晤，當聊到交響曲時，西貝流士告訴馬勒：「我很欣賞您作品的風格及形式上的嚴謹，我認為交響曲是各種音樂主題之間內在的緊密邏輯發展而成。」對此，馬勒做了如今廣為人知的回答：「不，交響曲必須像這個世界，無所不包。」
雖然馬勒自認是世界的孤兒，但在創作上他不僅直接影響了《新維也納樂派》三巨頭荀貝格、魏本和貝爾格；俄國的蕭士塔高維奇，可以說是馬勒在交響曲方面的接班人。現代作曲大師中，英國布瑞頓、美國柯普蘭和伯恩斯坦、義大利貝里歐、法國梅湘和布列茲、德國史托克豪森等人都深受馬勒的影響。
在指揮上，馬勒可說是廿世紀專業指揮家的奠基者，柏林愛樂的福特萬格勒和紐約愛樂的伯恩斯坦都是他的精神後裔；馬勒擴展了新的曲目，並提升了他所指揮的樂團底水準。在歌劇院方面，他認為指揮不但要控制音樂藝術的品質，也要一併掌握舞台設計、燈光及服裝等，才能有整體的完美演出。他和主掌拜魯特音樂節的華格納後裔威蘭·華格納（Wieland Wagner)都是廿世紀歌劇舞台改革的精神領袖。
馬勒音樂：濁世清音歷久彌新
在馬勒生時，他的交響曲被批評為太冗長、太大聲、太嚕嗦，甚至被譏為業餘人士的創作，但是死後百年的今天，卻成為交響樂的瑰寶。那些不滿人間境況和對社會紛爭的疲憊心靈，以及那些反抗外在殘酷世界不公不義的廣大聽眾，卻在馬勒高潮迭起的交響曲中追尋人性的慰藉與希望，對那些追求自由的靈魂，馬勒音樂是一面鏡子；對那些追求新的音樂語言的前衛作曲家來說，馬勒則為他們留下豐富的音樂遺產。
馬勒這位《美的殉道者》終其一生追尋不懈，他的知音與弟子華爾特的一段話，最足以彰顯他在西洋音樂史上的地位：「馬勒創作的最高價值，不只來自他的秉性大膽創新且特立獨行，能表現一種令人感動的與時俱進的精神，而且來自他在求新求變之餘，更能灌注以美感、神髓與性靈，發而為濁世清音，並以永恆的藝術創作及高貴的人生為其本源。因此這些樂曲至今仍歷久彌新，未來也將禁得起時間的淘洗。」我個人深信馬勒的音樂，將會像貝多芬和莫札特的作品一樣地流傳下去，成為西方音樂文化傳統最珍貴的一部份。
（2018年11月20日完稿於淡水海揚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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