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逆境求生˙指揮新兵時期

第四章  逆境求生˙指揮新兵時期（1880〜1883）

 

引言：

懷才不遇的馬勒寫信給好友佛洛恩德：「現在到處充滿了悲傷，彷彿命運戴上古怪的假面具在嘲弄人類。如果您在這個地球上認識任何一個快樂的人，請立刻告訴我，以免我的生之勇氣會消失。」

 

哈爾浴場夏天劇院時期（約1880.05〜08）

 

1880年春，馬勒本來約好他的兩位好友：克日札諾夫斯基兄弟（海湼里希和魯道夫，Heinrich and Rudolf Krzyzanowski），一起去他們的家鄉伊格（Eger）玩，然後去拜魯特和紐倫堡看歌劇。沒想到那年春末，馬勒生平第一次得到指揮工作，只好取消這次行程。

 

1880年3月，馬勒都待在維也納，包括復活節，但他的心早已飛到故鄉情人約瑟芬身上。馬勒不是那種碰到失戀就會病懨懨的人，除了夢幻式的浪漫主義之外，他也有堅定的實際性格，天生就有果敢行動的能力。多年後，他告訴知己鮑爾‧萊希納說：「我年輕時代，即使遭受失戀的重大打擊，生命好像會給我不被壓倒的力量。就我個人而言，即使死了，三天之後我還是會站起來。」

 

事實上，在失戀的危機過後，馬勒重新出發，完全改變生活方式，並在3月21日完成《悲嘆之歌》的第一部分。雖然4月1日他又想進大學唸書，但他發現不能永遠過這種窮學生的日子，只好追隨過去許多作曲家的先例，開始找指揮工作。既然目標已定，他就動用所有可能的人際關係，並找上出版商雷提格（Theodor Rättig），雷氏兩年前曾出版過馬勒改編的布魯克納第三交響曲的四手連彈版本，後來把他的好友音樂經紀人洛威（Gustav Löwy）介紹給馬勒。此後十年，洛威成為馬勒唯一的音樂經紀人。

 

1880年5月12日，馬勒跟洛威簽下五年合同，後者有權抽取馬勒未來五年所有指揮工作收入的百分之五。

 

雷提格說服二十歲的馬勒走上指揮家之路，他倆都沒有意料到這個決定，對馬勒的生涯和整個歐洲的音樂界會產生多麼重大的影響。如果馬勒沒有做指揮家的話，讓維也納歌劇院產生偉大的革命性改革就不可能發生，也不可能讓該歌劇院在音樂史上寫下最光輝燦爛的一頁，並給歐洲音樂界帶來新的氣象。但另一方面，身為一位作曲家，馬勒因劇院工作繁重，只在夏天放假時才有時間作曲，作品產量因此不多。作為一位世界知名的指揮家，他一年九個月都在詮釋其他作曲家的音樂，這時他無法產生自己的作曲思想。因此他才一再強調，他只是「夏天的作曲家」，這點和俄國五人幫的醫學教授兼作曲家鮑羅定（Alexander Borodin）一樣。其實也有不少作曲家如韋伯、理查史特勞斯和尼可拉，一樣是指揮家，但似乎沒有影響他們的作曲產量。

 

1880年5月洛威替馬勒找到第一個指揮工作：在上奧地利的哈爾浴場（Bad Hall，即英文Bath Salt，浴鹽之意）的夏天劇院任職，但馬勒父母與朋友都相當失望。這位年輕充滿理想與野心的布魯克納的學生，居然屈就這麼小的鄉下劇院，他們都覺得不可思議。但在恩師艾普斯坦的鼓勵下，馬勒決定接受這個工作，不久就發現在劇院的工作經驗讓他受益良多。不管該劇院條件有多差，日後馬勒常常愉快地回憶這個工作。其實他在該劇院不僅做指揮，還要做很多雜事，例如一一擺放樂譜，演奏完畢，再一一收回樂譜。他也要清除鋼琴上的灰塵，而在中場休息時，還得幫老板娘推嬰兒車，照顧她出生不久的女兒瑞蘭茲（Mizzi Zwerenz），她後來變成有名的輕歌劇女高音。劇院老板有時甚至要馬勒擔任跑龍套的小角色，結果被馬勒拒絕。後來馬勒有點後悔的說：「我應該接受才對，因為以後不會再有這種演出機會了。」

 

拿起指揮棒，地獄變天堂

 

在大約三個月任期中，馬勒指揮的都是頗具鄉土味的作品，不是笑劇就是輕歌劇，例如米雷卡（Karl Millöcker）的《三腳鞋》、奧芬巴哈的《天國與地獄》與《藍鬍子》，以及小約翰‧史特勞斯和蘇塔所寫的輕歌劇。在這間不起眼的小劇院工作，雖然談不上理想，但無論如何，這是未來將任維也納宮廷歌劇院指揮的馬勒第一次拿起指揮棒的地方，這份工作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馬勒未來的命運，為他提供了歌劇院指揮的先備經驗。

 

雖然父母期待馬勒成為鋼琴演奏家，在大學「白日夢時代」，曾先後想成為「詩人」或「哲學家」的馬勒，事實上最大的理想是成為作曲家，尤其是華格納式的歌劇作曲家。但貝多芬作曲獎的失敗，使他不得不考慮現實生活問題，他的恩師似乎也預感馬勒會成為步步高升的傑出指揮家，因此才鼓勵他接受這個小工作。而馬勒一旦拿起指揮棒，第六感告訴他，他可以靠指揮生活，而且他也享受指揮的工作。

 

哈爾浴場位於布魯克納故鄉林茲（Linz）附近，以碘浴療法出名，不少來自維也納和林茲的有錢人夏天來此渡假，順便享受這家劇院提供的娛樂節目。劇院主持人叫希里舍（Johann Hillischer），以藝術愛好者自居，並與奧國名詩人法蘭茲‧格理巴澤（Franz Grillparzer）成為好友。1866年詩人曾在此治癒他的病，不久希里舍就蓋了這間擁有二百座位的小型劇院，地方當局也提供贊助，條件是「給聽眾提供最好的輕歌劇和喜劇」。劇院是木造的，為怕失火，不敢用人工燈，因此通常在下午五點演出，天黑前結束。而大約十五人的樂團不但下午演出，早上也在各公園為治病客人做娛樂性演出。

 

在1875〜76年樂季時，該劇院由博索爾（Viktor Berthel）主持，樂團成員有十一位男士和十二位女士，從6月到8月共演出四十二場。馬勒執棒那一年，到底演出多少場，並沒留下任何記錄，而且那時已換成瑞蘭茲（Carl Ludwig Zwerenz）任劇場經理。他出身劇場世家，是出色的輕歌劇歌手，也是傑出的劇院經理，後來也到維也納登台。1879〜1880冬，瑞蘭茲曾到馬勒故鄉伊格勞做劇院指導，他很器重馬勒，想邀他去劇院當指揮；但近鄉情怯的馬勒因怕父母失望，拒絕了他的邀請。

 

馬勒在哈爾浴場停留多久？可能從1880年5月20日就上任了，因為5月25日他收到布魯克納從維也納寄來的明信片，鼓舞他說：「希望你有機會早日指揮華格納的歌劇《萊茵的黃金》。」馬勒不負布魯克納的期待，五年後果真在捷克國立歌劇院生平首次指揮華格納的歌劇《萊茵的黃金》和《女武神》，並成為華格納作品的權威指揮家。

 

而馬勒在6月21日從哈爾寫信給他的經紀人洛威，似乎他並沒有因為這個卑微的第一份工作而失志：「敬愛的先生：我懇求您在下一個冬季替我找一個交響樂團的指揮工作。雖然我目前的樂團經理瑞蘭茲邀我擔任伊格勞的指揮工作，但因這是我的家鄉，我不能接受。我相信您知道我的能力，而我對自己的實力也頗有自信，我能勝任其他任何劇院的工作。如果您替我找到滿意的樂團指揮工作，我願意多付五十塊奧幣給您當介紹費。也許您可以替我找到一家大劇院的副指揮工作，在德國境內更好。」

 

1898年4月，馬勒告訴蕾希娜說：「1880年12月，貝多芬獎的失敗，使馬勒必須忍受劇院地獄般的煎熬；可是他一旦拿起指揮棒，就似乎忘了這是地獄，而且如魚得水般樂在其中。他的「必須」工作，使他與大多數同時代作曲家所過的平靜而孤獨的生活方式顯得多麼不同，唯一例外可能是理查‧史特勞斯，因為他也是指揮家。

 

根據愛爾瑪的回憶錄，當時馬勒有一次邂逅一小群由學院派畫家安吉里（Heinrich von Angeli）率領、來自維也納的有教養與文化素養的年輕人，他們一起聊得很開心，甚至讓馬勒忘了劇院的指揮工作。他回去時，戲已開演，因此他馬上被解雇了。這些年輕人必須為馬勒的不幸負責，於是陪伴馬勒到哈爾火車站，給予友誼的溫暖，並相約在維也納相見。可是後來他在維也納想去見他們時，卻吃了閉門羹。這件事讓馬勒很失望，也影響他日後擔任維也納歌劇院總監時，對維也納貴族保持高傲與不信任的態度。

 

但從馬勒的個性來看，他會忘記指揮工作簡直不可思議，也許是疲勞與惱怒讓他產生潛意識的反抗行為。但這個被瑞蘭茲炒魷魚的故事似乎是真的，但並沒影響到馬勒的前途，因為瑞蘭茲馬上請他擔任更好的工作，只是馬勒不肯去而已。

   

打擊接踵而至，貝多芬獎落選

 

在哈爾浴場工作一段日子之後，馬勒再度回到維也納，重新恢復過去那種前途茫茫、貧窮哀傷的日子。1880年10月一連串壞消息接踵發生，他的同學羅特發瘋了，原因也是沒有獲得貝多芬獎，加上布拉姆斯奚落他沒有作曲才華，建議他改行的打擊；還有兩年來他的知交克里斯伯（Anton Krisper）也有精神不正常的現象；再加上他伊格勞的老友佛洛恩德（Emil Freund）告訴他，前幾年馬勒在他家認識的一位美少女自殺了。

 

1880年11月1日，馬勒寫信給好友佛洛恩德：「現在到處充滿了悲傷，彷彿命運戴上古怪的假面具在嘲弄人類。如果您在這個地球上認識任何一個快樂的人，請立刻告訴我，以免我的生之勇氣會消失。」在同一封信中，馬勒也透露他又恢復吃素，而且認為他很適合吃素。

 

這封信至少帶來一個好消息：馬勒再度從悲傷中孕育甜蜜的果實。他花了一年多創作的生平第一部重要作品《悲嘆之歌》清唱劇終於在1880年10月完成了。這部傑作可以說是他的「悲傷之子」，每次他寫到某些樂節時，會突然產生奇妙和強烈的焦慮的感覺，他想他能看見自己出現在房子的黑暗角落，並突然感到不可忍受的身體疼痛，彷彿他的替身想破牆而入。每次這種感覺出現，他就必須停止工作，暫時離開房間，出去走走。結果有一天早上，他正在寫這個樂節時，果然又有真正的神經熱產生。

 

後來馬勒把這種現象歸咎於工作過度與素食引起的身體虛弱，但真正的原因可能不是這麼單純。因為從二十歲開始，馬勒的創作便經常與他的情緒狀態息息相關，他也認為某些作品如〈弔亡兒之歌〉和第六交響曲是他的「悲傷之子」，懷抱某種神聖的恐懼感，彷彿他創作這些作品時，又會回到當初的受苦心境。同樣的，他在萊比錫創作第二交響曲的第一樂章時，他也彷彿憂鬱地看到自己的屍體躺在棺木裡。

馬勒對自己作品的品質相當了解，他已經把大學時代他認為不夠格作品都毁掉了，但他對《悲嘆之歌》清唱劇的價值深具信心。1893年他告訴知音蕾希娜（Natalie Bauer-Lechner）：「我的第一部作品就已經非常有獨創性了。」完成之後，他的下一步計畫，便是希望有人演出這首作品。對一個把維也納當作精神家鄉的年輕作曲家而言，最好的捷徑便是去參加「樂友協會」所辦的貝多芬獎（創辦於1875年），獎金是六百奧幣，這對年輕作曲家是很大的鼓舞。

 

馬勒日後對納塔莉說：「如果音樂院的評審們，包括布拉姆斯、高馬克、漢斯力克和李希特等，把貝多芬獎和六百元奧幣頒給《悲嘆之歌》，那麼我整個人生就會走不同的路，我就可以完成歌劇《山妖》，不必到萊巴哈（Laibach）從事指揮工作，或許也可以不必再從事令人討厭的歌劇指揮生涯。可惜我跟羅特都落選了，因此我不得不忍受劇院魔窟的工作。」馬勒大約在1881年1月到萊巴哈上任之前，寄出他的《悲嘆之歌》，同年12月15日結果出爐， 馬勒 老師富濟斯以B小調鋼琴協奏曲獲獎。馬勒失望之餘，不得不趕快去找個工作。不久，經紀人洛威給他找到了生平第二個劇院指揮家的工作。

 

萊巴哈劇院時期（1881.09〜1882.03）

 

斯洛維尼亞（Slovenia）的首都和最大城市萊巴哈，在馬勒的時代仍屬於奧匈帝國。在拿破崙時代，人口有兩萬五千人，十九世紀末已增加到十萬，居民德國人佔60%，斯拉夫人約40%。萊巴哈劇院建於1765年，輪流演出歌劇、輕歌劇和戲劇。1789年曾以斯洛維尼亞本土語言演唱歌劇，可惜後來被義大利和德國歌劇所取代。

 

雖然馬勒只在此工作六個月，但輿論給他的評語是成功的。1881年9月24日，馬勒首次在公開場合指揮古典音樂，曲目是貝多芬的〈愛格蒙特序曲〉，斯洛伐尼亞的報紙只說他的演出非常精準，但沒有提到聽眾的反應；十天後，他生平第一次演出歌劇：威爾第的《遊唱詩人》，全場客滿。萊巴哈的德文報紙說馬勒的指揮非常平穩，而且很認真，並具有說服力。從這兩場音樂會，我們知道馬勒勝任他的工作，並預知未來的他令人充滿期待。

 

從馬勒正式做指揮，就可看出他對音樂的熱情和對細節的重視。沒有人認為他缺乏經驗。1881年10月27日生平首次指揮莫札特歌劇《魔笛》後，斯洛伐尼亞的評論家雷迪克（Peter von Radics）認為馬勒的演出非常精彩、準確而且面面俱到，而成功的原因是指揮家做了充分的準備。德文報紙一位評論家說：「聽眾應該感謝馬勒讓管弦樂團做了這麼精準的演出。在這種條件下，合唱團的演出也是超水準的。以地區劇院而言，整個演出確實令人讚歎。」

 

在六個月任期中，他大約演出五十場，頗獲當地評論家好評，曲目包括：威爾第的《遊唱詩人》、莫札特的《魔笛》、羅西尼的《塞爾維亞理髮師》、古諾的《浮士德》、韋伯的《魔彈射手》、佛羅托夫的《亞歷山大‧史特狄拉》（Alessandro Stradella）和尼可萊的《溫莎的快樂娘兒們》。輕歌劇的曲目則包括雷可克（Lecocq）的《Giroflé-Giroflä》、蘇培的《薄伽丘》、約翰史特勞斯的《快樂的戰爭》（Der Lustige Krieg）。這六個月中，他與音樂院時代的老朋友克里斯伯的家人住在一起，總算過了一段安定而有成就感的日子。

 

當時普遍有一種習慣，每年安排一次特別演出作為指揮家額外的收入，華格納當年也常在德雷斯登利用這種音樂會清償他的債務。1882年3月23日馬勒生平第一場為了自己的福利，演出歌劇《亞歷山大‧史特狄拉》，全場爆滿，掌聲如雷。接著在樂團奏出慶典號角聲中，馬勒接受一個大大的榮譽桂冠，戴在他的頭上。第二天評論家讚美馬勒的指揮充滿精力與熱情，並提醒大家，馬勒是在克服種種困難之後，才完成這個樂季的無數音樂奇蹟。

 

另外一場重要的音樂會發生在1882年3月5日，他擔任音樂協會音樂會的獨奏者，一組弦樂四重奏為他伴奏，演出孟德爾頌作品No.22〈華麗綺想曲〉。馬勒展現他在鋼琴方面的才華。為了答謝聽眾的熱情，他又加演蕭邦降A調波蘭舞曲及舒曼〈兒時情景〉中的兩首選曲。除了1883年8月在故鄉伊格勞的慈善音樂會之外，這是馬勒最後一場鋼琴獨奏演出。此後他演奏鋼琴只是偶而為好友伴奏、或娛樂朋友、或為歌唱家預演、或做室內樂的一員，而不再以獨奏家的身分公演，也就是他的職業鋼琴演奏家的夢就此結束。此後他將是純指揮家與假日作曲家。

 

馬勒在這六個月寫出的私人信不多，因此我們對他的日常私生活所知有限。當時的樂團首席，後來擔任當地愛樂協會指揮的格思特納（Hans Gerstner）回憶道：「作為鋼琴家，馬勒並沒有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當他拿起指揮棒，演出莫札特的魔笛時，雖然他只有輕歌劇院的資源，馬上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天才的歌劇指揮家。從1881到1882年他在萊巴哈工作，是他偉大指揮事業的起點，我跟他很要好。他是素食主義者，常來我住的玫瑰旅館。我們常在演出完畢後，一起喝兩杯皮思納（Pilsner）啤酒。」

 

在萊巴哈時期，馬勒暫住他的好友克里斯伯的雙親家。為了顯得老成一點，他開始留鬍子，雖然父親反對他這麼做；他也換了一副龜甲做的寬邊眼鏡框，以便能立刻綜覽全劇場。1882年4月2日他以約翰史特勞斯的輕歌劇《快樂的戰爭》結束樂季活動，同一天又為劇院合唱團演出一場慈善音樂會，由格思特納小提琴獨奏，馬勒伴奏，曲目是維爾當（Henri Vieuxtemps）的〈敘事歌與波蘭舞曲〉。

 

對馬勒這位年輕的理想主義者而言，在萊巴哈的六個月彷彿是他的人生間奏曲，談不上重要與愉快，但卻是他生涯中很重要的決定性的一刻。他在此地開始獲得演出歌劇的經驗，以及對管弦樂團的控制，這些對他未來的發展非常重要，而且他也明白將以指揮作為終身事業。經過這六個月的磨練後，他也發現他有詮釋別人作品的才華，並且精通不少作曲家的作品。幾乎所有萊巴哈當地的樂評家都同意，這是施萊納（Mondheim Schreiner）四年任內最好的一個樂季。

 

離開萊巴哈之後，馬勒回家做短暫的休息，並到亞得里亞海濱享受大海與陽光，同時寫信給經紀人洛威，說他快要回到維也納，並期待洛威趕快給他找一個新工作。對馬勒而言，那段失業與貧窮的憂鬱年代終於過去了。

 

奧慕茲市立劇院時期（1883年1月13日〜3月19日）

 

1883年1月，透過經紀人洛威的介紹，馬勒獲得生平第三個指揮工作，擔任離他故鄉伊格勞約六十哩的奧慕茲（Olmütz，現改名為Olomouc）市立劇院的指揮。對馬勒獲得這份工作的經過，當時與他合作的男低音曼海特（Jacques Manheit）有一段生動的描敘：

 

1883年1月10日，奧慕茲劇院突然發生一件大事，那天晚上頗受歡迎的駐團指揮家凱薩（Emil Kaiser）在指揮梅耶貝爾歌劇《非洲女》（L’Africaine）時，起先進行得頗為完美；但到第四幕時，凱薩的一個動作（這個動作我不願在此提它）引起了醜聞，因此被迫停演。這時劇院經理勞勒（Emanuel Raul）因為失去指揮，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到處發電報找人，但似乎在樂季中期很難找到適當的人選。終於在1月13日 ，經理突然宣布他已找到一位年輕天才指揮家過來接棒，但據說他的脾氣相當古怪，要我們對這位新指揮包容一點。第二天早上九點，這位指揮家古斯塔夫‧馬勒開始為合唱團做預演。當我們這些獨唱者在一小時之後也要預演時，我碰到不少合唱團團員向我們抱怨說，他們的聲音都沙啞了，再也無法與這位新指揮合作下去。我們這些獨唱者充滿好奇地進到預演室，馬勒已坐在鋼琴旁邊暖手。長髮散亂地覆蓋他的頭，他開始留黑鬍子，大鼻子上戴著大大的玳瑁框夾鼻眼鏡。他沒有自我介紹就開始預演，起先我們不分男女都對馬勒懷有公開的敵意，但他視若無睹，嚴格要求配合他的指揮，似乎沒有一個人敢與他作對。

 

兩天後，他正式指揮公演，曲目是《新教徒》（Les Huguenots），在演完第一幕之後，唱馬賽亞（Marcel）這個角色的男低音上氣不接下氣地衝回預演室，大叫：「我無法跟這個指揮合作！他的指揮棒，左右手不斷換來換去。他的臉又經常被手遮住，我無法看清楚他的提示。」當馬勒聽到這個嚴重的抱怨時，他心平氣和地回答：『是的，我親愛的朋友，指揮讓我熱度升高，我也流汗過多，因此我的眼鏡常常會掉下來，我不得不用另一隻手扶正它，我會馬上處理這件事。」於是他馬上找劇團戲裝負責人，向他要了一條大絲帶，把眼鏡固定好，掛在雙耳，樣子看起來很滑稽。我們這些歌者從舞台上看馬勒那副怪模樣，都大笑不止，無論如何，他還是把歌劇演完了。

 

演完後，我們都會到大家喜愛的酒吧哥麗亞餐廳（Goliath Restaurest）會合，而且每晚這裡也有不少劇院聽眾，記者和官員們也會來此聚會。我是唯一跟馬勒維持友好關係的人，因此當我跟馬勒一起步入餐廳時，大家都會瞪著我們看，那時我就會主動把這位新指揮介紹給大家認識，因為馬勒不會主動跟人家介紹自己。他不喜歡放在餐桌上的啤酒和紅酒，他只要一瓶水，並且點了兩道水煮菠菜及一些蘋果。也許他那時認為做華格納的信徒，他必須是素食主義者。

 

逐漸地，這個小城的居民開始知道這位年輕指揮的怪脾氣，他的劇院同事雖不喜歡他，卻也很怕他。他指揮時的要求非常精準，因此沒人敢反對他；特別是他上任之後，整個劇院的水準提高了不少。而我們必須知道，當時他可能連一部歌劇都不熟，而是邊指揮邊學習，每一部歌劇都是他學習的對象。他不在乎他沒有朋友，但他嚴格要求我們在預演時，要做好個人扮演的角色。我很高興能跟他做朋友，也開始了解他一些內心的世界，甚至知道他是誰的精神後裔。

 

下面這則故事可以彰顯馬勒的個性：有一天我在咖啡廳碰到馬勒，他正沈迷於思索。我同情地問他，為什麼這麼不開心。他告訴我說，剛接到家裡的信，知道父親病重的消息，我安慰他一下，就告別了。第二天早上，我從家裡走到劇院時，看見一個人在街上奔跑，看似精神錯亂，大聲哭泣，並用手帕蓋住他的雙眼，我好不容易才看出這個人就是馬勒。我想起昨天他告訴我父親病重的事，於是上前問他：「是不是您父親發生了什麼事？」他哭喊：「更壞、更壞的消息，大師華格納去世了！」那天是1883年2月13日 ，理查‧華格納在威尼斯逝世。過後幾天，我幾乎都無法與馬勒交談。他雖然照常來劇院預演和演出，但不與任何人交談，只沈溺在自我哀傷中。

 

在樂季結束前，馬勒有一場為他的福利而演出的音樂會。他準備的曲目是美羽爾（Etienne Méhul）的《約瑟夫》，但我們劇團總共只有十二位獨唱家，合唱團有廿二人，男聲十人，女聲十二人。我告訴馬勒我們無法實現他要演出《約瑟夫》的夢想，可是馬勒排除萬難，實現了他的夢想，這點證明他天才的一面。演出之後，奧慕茲終於了解馬勒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我永遠記得馬勒在預演時，從指揮台上跳起來，走過低音提琴手，走到舞台上，他不但指揮，也負責舞台監督。這場音樂會，剛好德勒斯登宮廷歌劇院的資深經理人也在場，他叫尤伯豪斯（Karl Ueberhorst），本是為了聽我演唱前來捧場。結果演完後，我倆在餐廳時，他告訴我：「他把歌劇演得這麼精彩，幾乎使我透不過氣。」我回答說：「馬勒就坐在另一桌子上，他一定很高興能到您的德勒斯登去。」尤伯豪斯看了馬勒一眼，暴笑道：「不、不，他那副外表是不可能在德勒斯登就任的。」

 

但數年之後，馬勒榮任布達佩斯皇家歌劇院指揮時，邀我去演唱。當我再看到他時，幾乎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他跟一般文明人一樣穿著得體，鬍子也刮得乾淨。我們一起吃午餐，那時我真想笑出來，以前這個吃素的華格納信徒，現在卻津津有味吃起牛排了，也許現在他用另一種方式表現對華格納的熱誠。

 

從1883年2月12日 ，他寫給當時知己呂爾（Friedrich Löhr）的一封信，可以看出他任職於奧慕茲劇院的心情：

 

「辛辛苦苦奮鬥之後，到現在才有心情寫信給您。我現在就像剛從天上掉下來那樣，亳無力氣。從踏進到奧慕茲劇院指揮時，我就覺得我好像是等待神來審判的人。

 

我覺得自己彷彿是一匹跟牛一起牽犂的高貴的馬，在這裡只好跟著牛的腳步走，我多少覺得有被糟蹋的感覺。

 

但感謝上帝，目前還好，因為我只須指揮梅耶貝爾和威爾第的歌劇，但華格納和莫札特的歌劇，我堅決要把它們從劇碼中剔除。原因是，如果在這個地方指揮像《羅安格林》或《唐喬凡尼》這類作品的話，準會把它們弄得啼笑皆非，這是我無法忍受的。

 

明天我將指揮《約瑟夫》，這部作品相當可愛，而且擁有莫札特式的迷人之處，我非常享受預演這部作品。雖然我手下的人敏感度不夠，不過他們都順從我的要求，而更認真演出，這是他們對我的理想主義唯一表示的同情心。他們都帶點輕蔑的語氣稱呼我為理想主義者；他們似乎無法理解，一個藝術家可以完全融入在一件藝術作品裡。常常當我燃燒藝術的熱情時，想把他們一起帶到更高的精神層次時，我發現他們會面露驚奇，並與我交換同情的微笑，這時我的熱情就會冷卻一點，但不久熱度又上升。我發現我的勇氣源自我為作曲大師們受苦是值得的，而那些可憐的朋友，也許會因為我的受苦，而激起他們心靈的火花。即使面對他們的嘲笑，我也承諾我要為這些大師堅持到底。」

 

馬勒在奧慕茲劇院任職兩個多月中，總共指揮十二場歌劇演出和兩次重演。頭幾場演出評論不佳，但十天之後，在演出奧伯（Daniel Auber）的歌劇《波蒂奇的啞女》時有了變化，開始獲得好評；到2月3日首次演出威爾第的《假面舞會》更得到熱烈的稱讚。最重要的一場演出是比才的歌劇《卡門》，3月13日當地報紙評論道：「雖然面對劇院種種資源的缺乏，但卡門的演出還是相當成功，這完全歸功於指揮家馬勒，他高明的技巧把這部歌劇的美與優點都呈現出來，尤其是舞台設計方面。除了第二幕長笛有些弱外，整個管弦樂團為馬勒做精彩的演出，值得讚賞。合唱團的表現也超越以往。」最後馬勒指揮演出威爾第的《弄臣》和《遊唱詩人》之後，宣布3月19日正式離開奧慕茲劇院之職，因為劇院財政困難，因此提前結束樂季活動。馬勒很高與能離開在密歇爾巷的住所，因為每當他要靜下心來研讀總譜，就會受到鄰居鋼琴聲的打擾。

 

1934年地方當局在馬勒的住所立一個牌匾，紀念馬勒在奧慕茲劇院的活動。雖然這段時期只有兩個月左右，但他在此遇到貴人，對馬勒未來的前途十分重要。1939年納粹佔領此地，牌匾被除掉了；1962年市委員會做出決定，把馬勒住過的巷子命名為「馬勒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