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界哲人之逝，引起大家心靈的震撼
我們大家所敬愛的謝博生同學（1941～2018），在花蓮世紀大地震降臨的前一天，也就是2018年2月5日清晨5點半左右，在自己家裡因腦中風而突然倒下去，沒有痛苦，安安靜靜地安息他在人世間的時間，他沒有被送到台大醫院，沒有浪費任何國家的醫療資源，他生前交代他的兒子，他要奉獻他的遺體，做為台大醫學院後輩學子，大體解剖教學研究之用，完成他終身奉獻台灣醫學教育的人生。
我在他過世三小時之後，才從美國華府林佳惠同學的網路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對這個訊息，我們班上同學內心的震撼，不下於第二天花蓮的大地震，而謝博生同學自己可能也沒有預料到，他會對大家那麼快的不告而別，因為他去世前一天，還到他的台大醫學院辦公室寫東西；而在去世前二天，才請他的助理打電話給我，要我在2月23日他在台大醫學人文博物館主持的「仰望藝文星空」教學活動中，要我發表一些感言，我雖然在台大醫學院教了七年的「醫學人文」（2000～2007），但是已經有十年沒有參加任何教學活動，正在奇怪謝博生為什麼會找上我；在他去世後第二天，收到他主持的「台大景福基金會」，最近出版的第九本醫學人文叢書《台灣島之衛生條件》（高木友枝著、周烒明、林靜靜譯），高木友枝是台大醫學院第二任校長（1902～15），他是賴和、蔣渭水時代的校長，非常重視醫者的人格教育，他的銘言：「養成人格為先務，要做醫生之前，必須先學會做人，沒有完成的人格，不能盡醫生的責任。」而現在「二號館」就是在他任內完成的古蹟建築，此外他對台灣現代化公衛建設、能源開發及日本移民村的推動，都有重大貢獻，而我過去所出版的《禁忌的國家——台灣大歷史》（Jonathan Manthorpe著）一書中，其中一章〈浪中的孤葉〉（a
leaf on the waves）對這段台灣史有精彩的描述，因此他才要我來參加這次教學活動，並放映《灣生回家》給大家看。從出版這本高木友枝冷門的書，可以看出謝博生同學，對台大醫學院百多年的傳統維護，是多麼的用心，沒有他當年的認真募款，就不會有「台大醫學人文博物館」的創建。因此我們可以説，對台大醫學院人文精神傳統的維護，在戰後的世代，謝博生同學的貢獻，可説居功厥偉。
出身醫師世家，熱愛貝多芬的音樂
謝博生同學是台灣鹿港人，從18歲考上台大醫科，到他77歲過世，他把60年的生命包括死後的身體，都全部奉獻給台大醫學院；他的父親謝巧烽是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台大醫學院前身）畢業，是鹿港的開業良醫，非常喜愛古典音樂，曾經在謝博生醫學院畢業時，贈送給他貝多芬《英雄交響曲》的樂譜。在彰化中學時代，他就參加彰中管樂團，吹伸縮喇叭；在台大醫學院時，他跟洪芳彥是班上唯二的台大交響樂團的小提琴手；加上大學時代，謝博生也熱愛閲讀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約翰．克利斯多夫》，他也遺傳了他父親熱愛貝多芬的嗜好。2013年11月，他在百忙中抽空到東京Suntory音樂廳，聆聽由Christian Thielemann指揮貝多芬全部九首交響曲及Rodolf
Buchbinder演奏全部五首鋼琴協奏曲，而且樂團是1842年成立的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那時日本皇太子也蒞臨聆賞，現場的氣氛令人十分感動，使他終身難忘。同一年我也在洛杉磯的迪士尼音樂廳，聆賞年輕指揮大師杜達美，演出九首貝多芬交響曲，也體驗過類似謝博生的聆樂高潮。
謝博生最難得的是，在1967年台大醫學院畢業，在台大醫院接受腎臟內科完整訓練後，再到日本有名的東京醫科大學深造，並獲得醫學博士學位，返台後，歷任台大醫學院內科學講師、副教授、教授；他在做醫學院教務主任時，曾二度代理院長之職，最後終於在1995年當選第12任台大醫學院院長，任期6年，直到2001年卸任為止。6年任期中，他在台大醫學院推動「寧靜革命」，把哈佛大學的小班制分組教學模式引進台灣；在醫學院開始加入人文、社會與倫理課程，希望透過這些人文教育，讓醫學生知道，醫學是一門「以人為本」、「以病人為中心」的人文科學；除外「社區醫療」、「臨床醫學和基礎醫學整合教學」、「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劃」、「安寧病房實習計劃」等引起台灣醫學教育革命性的影響。因為謝博生深信：「好的醫療必須結合高超技術及人性關懷。」當有人問他：「什麼樣的醫師才是好醫師？」他回答道：「要醫人，先得瞭解人性，好醫師並不是智識最好，也不是技術最好，而是醫病關係做得最好，獲得病人的信賴，能關心病人，體會病人的感受，這方面能做得好才算是好醫師。」
台灣醫學人文教育的先驅
我們醫學院的老師輩，大都是「述而不作」，在這方面我們1967年級，樹立了好榜樣，在駐院醫師時代，廖運範與謝博生等七、八位同學分工合作，合力翻譯出西方的經典教科書《哈里遜內科學》，在做副教授時，謝博生就寫出第一部台灣的《腎臟學教科書》，他在2008年退休之前，就撰寫上百篇腎臟學的學術論文，是腎臟學領域的國際知名學者。退休後，他擔任「台大校友景福基金會」董事長（2009～2017）期間，他又全力奉獻於台灣的「醫學人文教育」，他研究歐美各著名大學醫學院的人文教育，再整理出適合台灣國情的「醫學人文教育」，因此他退休後，仍然天天到台大醫學院上班，這段期間，他的寫作範圍更廣泛，先後出版了《醫學人文教育》、《現代醫學在台灣》、《習醫路上》、《醫療與社會》及《健康藍圖》等；2013年謝院長有感於台大醫院創院雙甲子，把台大醫院的歷史做宏觀的回顧，以及他對「醫學人文教育」的深刻體驗與省思，都寫在他的大作《景福箚記》𥚃，此書列入《景福醫訊雜誌社》的《景福叢書》第一本，目前這套叢書已經出版了9本，對台大醫學人文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我們1967年班畢業後，大家經常有機會歡聚，謝博生和他能幹的助理的協助，可謂居功厥偉，平常同學會時，他都在傾聽同學的講話，自己很少發言，只有大家要求他做結論時，他才把他的真知灼見表現出來；這點與在課堂上教學的謝教授完全判若兩人，在講課時，他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而且旁徵博引，非常精彩；尤其在分析疑難雜症的CPC（病理解剖會議），更是人山人海，令人印象深刻，學生稱他為「神醫」。可惜我們同學不是出國行醫、或在台灣開業、或到長庚醫院創業，班上同學中，大概只有留在台大醫院服務的郭壽雄同學，有機會欣賞謝博生做為「神醫」的一面。
播下「台灣文藝復興」的種子
在台灣近代的醫學教育家中，可能以成大醫學院的創院院長黃崑彥，和台大醫學院院長的謝博生最重視「醫學人文教育」，黃崑彥院長把成大醫學院的圖書館佈置得非常有人文氣氛，尤其是武田書坊，因此游正博和我曾贈送一套《台灣文庫》給他們收藏；而謝博生同學對「醫學人文教育」不僅是喊口號而已，他有方法、有步驟，並且分六個階段：（1）人物學習、作品體驗；（2）感受、反思、教學相長；（3）藝術文化參訪；（4）涵泳於人類文化、文明成就之海；（5）醫療情境中的人性課題探討；（6）仰望醫學星空。
我們班上同學經常組團到世界各地旅遊，但謝博生幾乎從沒有參加過；然而為了培養醫學院學生的文化素養以及文化視野，讓他們體驗「涵泳於人類文化、文明成就之海」，他曾數次帶領學生們做「義大利文藝復興深度旅遊」，他論述道：「在文藝復興大師的足跡探訪中，學員在佛羅倫斯、羅馬、威尼斯、波隆那、巴杜亞等地進行體驗學習活動，透過探訪文藝復興的偉大人文學者、藝術大師及建築巨匠的生活足跡，觀賞他們的作品，领會數千年的人類文化進程，體悟文藝復興運動的價值觀念及為人類歷史上帶來最偉大的變革。偉大的文藝復興大師有如閃耀夜空的人類群星，探索他們的生活足跡會讓學員體會到，這些偉人在內心之中富於藝術精神，他們的全心投入為這個世界做出了重大的貢獻。這樣的體驗學習引導學員接觸文藝復興運動代表的人文主義傳統，與這些大師產生心靈的連結，獲得更深刻的領悟，讓他們對於藝術的感受力及鑒賞力更為提升。」雖然日治時代台北醫校出身的蔣渭水、賴和、杜聰明等，他們創立的「台灣文化協會」也想與義大利文藝復興接軌，但卻從來沒有機會遊歷過義大利，相信謝博生所帶領的這些後輩學子，將會成為未來推動「台灣文藝復興」的生力軍，因此雖然謝博生已經過世了，但是謝博生推動「台灣文藝復興」的精神仍然存在，我們要繼續發揚他這種偉大的精神，讓我們台灣早日成為「文化掛帥」的文藝復興國家。因此我深深地期待，未來有心人能創立「謝博生文藝復興基金會」，繼續帶領學生做義大利文藝復興之旅，在台大醫學院設立長期性的《謝博生台灣文藝復興講座》，繼續出版《景福醫學人文叢書》，甚至創刊類似當年李鎮源院長創刊的《醫望雜誌》，普遍提升台灣醫界的人文素養；希望有一天謝博生未完成的「台灣文藝復興之夢」，漸漸能在台灣這個他所熱愛的國家開花結果，以慰他在天之靈。
退休的生活依然全心奉獻給台大醫學院以及台灣醫界
謝博生在2008年正式從台大醫學院退休，但是他退而不休，反而更忙，而且每天早上七點就去上班，除了做規劃台大醫院雲林分部的義工外，全力投入把二號館變成台灣醫界第一座「醫學人文博物館」，經常舉辦精彩而多采多姿的特展，培養醫學院醫生的歷史感和人文及人道關懷，同時也開放給一般民眾參觀，他自己也經常親自導展。不久，他成為台大校友組成的「景福基金會」的董事長，那時他經常邀請同學，返回母校參加有意義的活動，或是邀請大家一起做溫馨的聚會，重溫大學時代的舊夢。當北美洲台大醫學院校友會，發生無人接班的斷層危機時，謝博生專程飛往紐約，決定由景福基金會負責未來北美地區校友會的年會，一年在台灣舉辦、一年在美國舉辦，因為他的危機處理，終於使北美洲的台大醫學院校友會的傳統可以延續下去。他同時還擔任衛生署醫策會的召集人，對台灣的醫療品質和醫學教育政策發揮極大的影響力。同時他也成為台大醫院和醫學院公認的大家長，以及和平使者，例如周松男醫師就見証了，他和平解決了當年台大醫院婦產科的紛爭。退休後，他的重心都放在台灣醫學生的人文教育上，除了精心為他們設計醫學人文課程外，多次帶領醫學生到義大利做深度文藝復興之旅，他自己也創作六、七部關於醫學人文的大作，同時還出版了《景福醫學人文叢書》十本，他甚至在去逝前一天也到醫學院辦公室寫作，並且策劃在2月23日在台大醫學院舉辦「仰望醫學星空」，這是他的醫學人文教育 最後一個階段的課程，他準備介紹高木友枝前院長的著作，並放映《灣生回家》這部不忘本的感人電影給大家欣賞與討論，現在這個課程也因他的意外去世而停止了。總之，他對醫學人文教育的重視與身體力行，是沒有任何一位院長可以媲美的。
我生命中的恩人和精神上的知音
在台大醫學院七年的學生生涯中，我與謝博生同學互動不多，只是彼此敬重的「淡如水式的君子之交」，他是彰化中學高材生，本來可以保送台大工學院，但是他知道他父親希望他繼承衣缽，因此他放棄保送，考上台大醫科，他的名次剛好在我後面，我們那年大學聯考甲組狀元是高鷹，但是國文考得最好的卻是謝博生與我，我雖然在聯考總分贏他一點點，但是他是認真功課的好學生，七年中屢得「書卷獎」，而且在課外活動拉小提琴、打乒乓球、打橋牌等也有傑出的表現；而我因為前三年都在忙著家教賺錢，後來忙著翻譯《當代智慧人物訪問錄》、《羅素回憶集》和《羅素傳》等，因此從未像博生兄那樣拿過「書卷獎」，但因為我也是台大醫學院的乒乓球校隊，只有那時我們的互動才比較多一點。
台大醫學系畢業後，我在1968年跟隨其他45位同學出國行醫，謝博生則跟其他15位同學留在國內發展，1984年我的台灣意識開始覺醒，在南加州創刊《台灣文庫》，出版《自由的滋味》（彭明敏著）和《無花果》（吳濁流著）等禁書，因此被國府列入黑名單，連1977年父親去世都無法返台奔喪，直到1987年解嚴後，透過陳五福醫師幫忙，才得以返鄉省親，那時我才有機會再度與謝博生等台灣同學相遇，畢業後整整有20年沒有與謝博生相見，因此大家對友情的相聚分外珍惜。
從1987年到1997年，透過我們恩師李鎮源院士等人的努力，解除《刑法100條》，因此每年我都有機會返國參加國內的台灣文化活動或政治活動，那時我一定會與共同催生《新潮文庫》照顧我父親的廖運範同學，以及正在推動「台灣醫學人文教育」的謝博生享受大家歡聚的時光。
我在1997年10月，決定由美國返國服務花蓮門諾醫院小兒科主任後，謝博生同學變成我生命中的恩人和我精神上的知音；1999年我們兩人在羅素母校劍橋三一學院巧遇，他來英國倫敦開會，我來倫敦近郊拜會蘭大弼醫師，居然在參觀彼此心儀的劍橋大學時不期而遇，那時他就當場邀請我成為台大醫學院第一位「醫學人文講師」，那是我返台後最快樂的教學時光。在我兼任台大醫學院七年「醫學人文講師」（2000～2007），我每個月有二小時與醫五同學接觸，介紹蔣渭水、賴和、吳新榮、王昶雄、杜聰明、韓石泉、金關丈夫等人對台灣文化的貢獻，以及林宗義、李鎮源、宋瑞樓等台灣醫界之光，和奧斯勒與日野原重明等外國的醫學人文大師等；即使2002年我不務正業，擔任台南市文化局長時，也是每個月坐飛機來母校授課，我非常感激謝博生讓我有機會，成為台大醫學院第一位醫師人文講師，那是我返台後最快樂的教學時光；2007年我們班四十週年歡聚，參加醫學院返校日活動時，他特別要我代表班上同學發言，讓我有機會發表感言。2011年馬勒去逝百年祭時，當謝博生知道我花三年時間親自撰寫《馬勒傳》，他馬上安排我在台大醫學院校友返校日，邀請我向校友們講如何欣賞馬勒的音樂，而他也曾在百忙中抽空來參加過我催生的「馬勒愛樂協會」的活動，謝博生甚至以馬勒與夫人愛爾瑪之間的故事，做為他的大作《謝博生箚記》的完結篇。我特別感謝他為我出版《追夢的人生：一位台灣人文主義推手的故事》，讓我在美國南加州與蕭泰然一起推動的「海外台灣人的文化運動」，不致於被後人忘記。
在我返國服務20年中，有三次在台大醫院住院的記錄，每一次都是謝博生同學給我安排的；我記得最後一次住院是在2014年我得了肺炎（Walking Peumonia），他馬上安排我住在台大醫院由我的學生曾御慈和柯文哲催生的7A病房，那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住院經驗；每次住院，謝博生不管多忙，都會每天來看我， 他真的是我生命中的恩人，因此他的突然過世，特別讓我感受到理想的失落，要找到像謝博生這樣有共同興趣與理想，而且有人望又有實踐力的理想主義者真是太難了。
博士世家美滿家庭
台灣彰化縣鹿港鎭盛產名醫，台灣第二位留日醫學博士施江南就是鹿港人，他也是二二八事件的犧牲者，他的三個兄弟和四個女兒都是醫生；出身鹿港的謝博生也是醫生世家，他的父親謝巧烽，就是台大醫學院前身——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在鹿港開業的良醫，他把熱愛貝多芬的精神遺產給謝博生，謝夫人許美慧也是鹿港人，是嘉義女中高材生，在台大醫學院時低我們一屆，畢業後任國泰綜合醫院首任復健科主任，是非常賢慧的賢内助，讓謝博生無後顧之憂，全力在醫界發展。他的大兒子謝光煬，也是畢業台大醫學院醫科，並獲得台大免疫學研究所理學博士，曾任奇美醫學中心精神科主任，是一位很有愛心的醫師；他的二兒子許輔，畢業於台大園藝學系，並獲園藝研究所博士學位，曾留學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研究毒理學，現任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主任。謝博生去世後，許輔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時表示：「我父親近年來一直想推動『善終』，希望避免無效醫療、插管，減少社會、家庭、醫療成本的浪費。因此家人決定尊重父親意願，協助他執行意志，發病後沒送急診，而是在家從容離世。」他接著說：「我祖父早年在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求學，感佩日籍教授醫學傳承的精神與使命，因此父親也萌生想將身體奉獻給台大醫學院的想法，讓後輩學生利用他的軀體做研究。他生前是老師，死後也要當他們的『大體老師』，我們決定尊重他的遺志。父親長年關心醫療、社會和長照，推動『善終』、注重醫學人文都是教科書上沒寫的，必須持續推動、形成社會共識，才能找到人的價值跟尊嚴，父親希望用自己善終的經驗，為改變社會風氣盡力。」這一點，謝博生同學確實做到了他個人的期待，因此2018年3月11日早上，將在二號館舉行的「謝博生院長告別式」，將是一場「生命的禮讚」（Cerebration of Life），而非哀傷的儀式，期待那天能夠聽到，謝博生同學最熱愛的貝多芬《英雄交響曲》做背景音樂。2017年7月18日，106歲的日本醫學人文大師日野原重明去逝，在他的告別式上，日本皇室成員都出席，大家共聆法國作曲家佛瑞（G.Faure）的《安魂曲》，因為根據報告：此曲可以減少鎮痛劑使用量，心靈也得到平靜，因此日野原重明特別指定此曲為他送終；非常巧合的是我們同學高鷹，在美國聽到謝同學去世的消息，馬上用佛瑞的《安魂曲》來撫慰同學們的悲傷之心，而洪芳彥同學也寫了一篇文情並茂之文來哀悼他；為了謝博生與我共同的夢想，我最近剛剛完成了一篇長文〈從義大利文藝復興談到推動台灣文藝復興〉，正想請他指正，已經來不及了，只好獻給他「在天之靈」。
永遠不會變色的「白色力量」
謝博生同學為了維持行政中立，他幾乎沒有在公開場合表示他的政治立場，但在他的內心裡卻有是非分明、追求公平正義的精神，他説：「台大醫學院畢業的校友，從日治時代開始就一直扮演台灣社會有良心的知識份子的角色，也是帶領台灣醫學發展及促進社會進步的一股動力。」他在重建後的二號館樹立六位過去院長的大理石胸像：山口秀高、高木友枝、崛內次雄、杜聰明、魏火耀、李鎮源。
顯然謝博生希望後輩學子，向這些代表「白色力量」的醫界先輩學習，他也深受蔣渭水的理想主義、賴和的人道精神以及杜聰明的樂學至上的影響，
而在生命的晚年，我們雖不常見面，卻成為精神上的知已之交，主要是因為我們有共同的興趣：貝多芬和馬勒的音樂，以及對醫學人文教育的終極關懷；而更重要的是，我們有共同的「台灣價值觀」和共同的夢想：也就是我們都期待台灣成為「文化掛師」的文藝復興國度，有第一流的文化，才能創建第一流的
國家，我們兩人都非常重視建立台灣文化的主體性，他晚年多次帶領學生到義大利做深度文藝復興之旅，除了增加他們的文化素養及文化視野外，終極目標就是希望他們回來台灣後，
能帶動「台灣文藝復興運動」，使台灣文化在國際社會上出頭天的日子早日降臨。因此謝博生同學的去世，不僅是台大醫學院的重大損失，也是整個台灣社會的損失。您一生七十七年的人生歲月，已經完成了那麼多人生使命，安息吧！我們這些老朋友和您的無數學生，都會深深地懷念您！（201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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