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第九章 音樂暴君˙漢堡歌劇院時代

【續】第九章 音樂暴君˙漢堡歌劇院時代

（1891〜1897）

 

進軍維也納，改宗天主教

 

馬勒想獲得維也納宮廷歌劇院指揮一職，還有兩個障礙必須克服：第一是因為德奧兩國的反猶太風潮更嚴重了，因此有一條不明文規定：這個位置不會給非天主教徒。馬勒雖是伊格勞出生的猶太人，但自從十五歲到維也納大都會後，他就不再信守猶太教條。

 

1880年他的年輕好友佛洛恩德告訴馬勒，他的一位年輕女親戚自殺了。馬勒在1878年渡假時，曾與她相處過一陣子。馬勒回信說：「1880年的羅馬天主教萬聖節這個死者紀念日快到了，她是我第一個認識的死者，我將到她的墳前獻上一個桂冠。」

 

前一年，1879年12月，馬勒寫信給好友克里斯伯：「現在我這個基督的孩子來了，您必須帶一點可愛的聖誕禮物給我。」可是1895年他把克洛普斯托克的聖詠詩〈復活〉放在第二交響曲最後一個樂章時，不知何故，他沒有提到「耶穌」這個名字。

 

1896年12月21日馬勒正式向維也納宮廷歌劇院經理貝齊克尼（Joseph von Bezecny）申請指揮一職，另外又寫信給歌劇院秘書處主管瓦薩克（Eduard Wlassack）：「也許我必須告訴您，不久前為了解決長久以來困擾我的問題，我已經歸依天主教的信仰。」馬勒這封信只提到一部分事實。事實上馬勒很早就改宗天主教，但正式在天主教堂受洗是在1897年2月23日。受洗後，他告訴好友卡帕思（Ludwig Karpath）說，他之所以會這麼做，是出自「本能的自覺」。 

 

可是本身以猶太人身分自豪的伯恩斯坦，卻認為馬勒改宗天主教之後，因為背叛猶太身分而產生罪惡感，這可能是伯恩斯坦個人的主觀見解。伯恩斯坦幸運地活在二十世紀信仰自由的美國，實在沒有理由指責當時的馬勒。馬勒若沒有改宗羅馬天主教，不可能進入維也納宮廷歌劇院創造十年黃金時代，進而帶來維也納世紀末的文化黃金時代；而且馬勒此後創作領域海闊天空，雖然作品難免留下童年時代影響的淡淡猶太味，但比起伯恩斯坦濃濃猶太味的交響曲作品，實在精彩太多，伯恩斯坦的作品反而是美國通俗味比較濃的《西城故事》音樂劇比較成功。

 

當然我們都必須感激伯恩斯坦在1960年代對馬勒音樂復活的重大貢獻。二十世紀所有指揮大師中，以他的指揮姿勢最像馬勒，因此他說他是馬勒的替身，似乎沒人敢反對；但他說馬勒因改宗天主教而產生罪惡感，我個人並不同意。

 

1897年元月份，馬勒動員所有支持他的力量，向他的理想目標邁進。首先他要求波里尼在3月之前終止他在漢堡歌劇院的契約，那麼他就可以自由前往俄國及其他國家做客席指揮。1896年12月他向波里尼抱怨他對舞台經理畢托里（Franz Bittory）的不滿；1897年1月14日寫信給評論家兼作曲家的馬斯柴克：「我已決定辭去漢堡的工作，他們維也納需要一位新指揮，並下結論認為我是最適合承擔這個工作的人。但我最大的阻力來自我的猶太人身分。」

 

1925年評論家兼作曲家濟湼（Wilhelm Zinnen）在總結馬勒漢堡時代的成就時說：「馬勒對音樂有一種神聖的使命感；相反的，波里尼重視票房更甚於演出的完美。不過波里尼是一位傑出的歌劇院經理人，他會找到傑出的演唱家，因此他們的合作也產生不少藝術的火花。而馬勒對藝術的純潔、忠實、決心與全心全意的投入，也留下永恆的傳奇。他在漢堡歌劇史上留下了純潔與光輝的一頁。」

 

維也納人都知道對交響樂團的團員而言，馬勒以 暴 君的指揮家姿態而聞名。馬勒害怕這個職位可能被奧地利指揮大師莫特爾搶去，要求老友李皮納（Siegfried Lipiner）寫信給瓦薩克，替他解釋他的脾氣問題。李皮納真的寫了這麼一封信給瓦薩克：「馬勒確實是一位天才。他有熱情的天性，這是真的；但他對音樂的熱情，撇開他對個性輕浮者的不耐煩不談，為了達到藝術的完美，他也希望別人跟他一樣追求這種境界，因此有時難免有點急躁。但他的目標是為了達到至美至善之境。」

 

馬勒過去布達佩斯的老板米哈羅維奇（Edmund von Mihalovich）和貝尼茲基都支持他，尤其貝尼茲基特別強調馬勒除了藝術天賦之外，對歌劇院的商業經營也有一手。最有力的推薦信來自阿波義伯爵（Count Albert Apponyi），他說：「我對這位傑出指揮家有全面的了解，我可以很公正地說，我找不出像他這樣的指揮家……從他所有的演出來看，他能操控全局，從舞台設計到歌手和合唱團的演出、表情及動作，都在他的全方位掌握中。因此他指揮的每場演出，在每一方面都達到完美的藝術境界。他的眼光縱覽全局，從燈光、布景到機器的操控，我一生從未碰過像他這種全方位的藝術家。」而在維也納大本營替馬勒說話的是資深教授帕碧兒，當然她對馬勒的了解來自她的高徒彌登伯格，而後者當時正扮演馬勒秘密情人的角色。

 

攀上事業顛峰，結束長期友誼

 

當馬勒將擔任宮廷歌劇院指揮的風聲傳到維也納時，立刻有反對他的集團出現，由老指揮家李希特和副指揮富克斯（Johann Nepomuk Fuchs）帶頭發動；他們又找到有力的聯盟柯西瑪‧華格納（畢羅的前妻、華格納的遺孀），共同推薦莫特爾出任斯職。馬勒雖是最傑出的華格納指揮家之一，但柯西瑪從未邀他去拜魯特指揮華格納歌劇――雖然她偶而會徵詢他對歌手的意見，對他指揮華格納歌劇也有高度的評價――這可能是柯西瑪本人有反猶太的傾向。

 

但不管反馬勒的勢力有多大，貝齊克尼已下定決心捉住馬勒，因為只有像馬勒這種有熱情、有新思維及不可動搖的理想主義者，才能讓走下坡的維也納宮廷歌劇院起死回生。1897年4月他邀請馬勒來維也納，4月15日與老指揮約翰延簽一年，並告訴馬勒他將取代接近目盲的約翰的音樂總監之職。

 

4月20日馬勒從漢堡寫信給馬斯柴克：「我已接受維也納的工作，我不知道是否做了正確的抉擇。目前我最大的期待是，這個新工作不至於剝奪我的作曲時間，當然您知道作為一個音樂總監，我害怕會抽不出時間作曲。」兩天後，馬勒又寫信給伯林納：「我必須面對兩大勢力的反對，尤其李希特將盡最大努力讓我的日子不好過。」果然馬勒被正式宣布出任歌劇院指揮的消息傳出，維也納兩大報立刻批評：「歌劇院將被猶太化。」另一家則說：「我們不會馬上評論這位猶太小子，直到他在指揮台上，露出他那猶太小子的風格時，我們才會出手。」

 

彌登伯格對馬勒要離開漢堡的反應是，馬上邀請一位神父到她家，要他做她與馬勒結婚的公證人，但這個計謀失敗了。馬勒寫信給她：「我親愛的小安娜！我是您的人，我親愛的，我將會繼續效忠您。」

 

1897年4月24日，馬勒告別漢堡的音樂會曲目是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和歌劇《費黛里歐》。第二天他收到一封童年好友小提琴家馮奧特的道賀信，他倆曾在1883年在故鄉伊格勞合作演出貝多芬的〈克羅采奏鳴曲〉（Kreutzer Sonata），馬勒立刻高興地回信給他：「正像您一樣，我也記得我的童年及年輕時代的快樂經驗。別忘了，到維也納時一定要來看我。那時您的老朋友與音樂伙伴一定會很高與，也許我們可以像昔日一樣一起演奏音樂。」

 

1897年5月11日馬勒在維也納歌劇院正式登場，首演曲目是他拿手的華格納歌劇《羅安格林》。六天之後，他寫信給彌登伯格：「我收到一片歡樂的恭喜聲，不斷有訪客來向我致賀！感謝上帝，我所有的煩惱都消失了，似乎維也納所有的人都以極大的熱誠在歡迎我！下週我將演出華格納的《女武神》和《齊格飛》以及莫札特的《費加羅婚禮》和《魔笛》。無疑的不久我將升任音樂總監。請妳也告訴我妳在漢堡歌劇院發生的事。」

 

6月初馬勒在指揮演出華格納的《羅安格林》和《飛行的荷蘭人》時，他的老毛病扁桃腺腫大又發作了，因此8月時開了一次扁桃腺。開刀前的7月13日，馬勒正式接替老病的約翰，成為維也納宮廷歌劇院副總監；接著10月8日正式被任命為藝術總監。現在他終於擁有無限的權力，年薪高達二萬四仟奧幣，外加退休金和紅利。他寫信給馬斯柴克：「我終於攀上劇院總監的權力頂峰，那是我生命的高潮，我所有的感官都獲得了解放。但我對自己彷彿愈來愈變成陌生人，我也不知結局會如何？記得我彷彿記得那些已經去世的人。」

 

三十七歲的指揮家馬勒，業已達到事業顛峰；但他也和許多成功者一樣，在品嚐事業勝利美酒的同時，也會在其他方面嚥下酸澀的苦汁。就在他擔任維也納歌劇院第一週，他和他朋友中最有才華的沃爾夫的友誼結束了。他們是維也納音樂院的同窗兼室友，也是最要好的朋友；但後來沃爾夫誤以為馬勒寫的《山妖》劇本偷自他的構想，而使友誼冷淡下來。此後除了1883年在他們共同崇拜的英雄：華格納的音樂聖地拜魯特時碰過面之外，很少再聯絡。但無論如何，他們一起分享純真的時代，留下珍貴的回憶，即使日後彼此討厭對方的音樂，沃爾夫卻很欣賞馬勒的指揮才華。

 

1897年6月4日馬勒任維也納歌劇院指揮之初，曾考慮首演沃爾夫唯一的歌劇《總督大人》。那年9月，沃爾夫親自到維也納歌劇院見馬勒，馬勒卻當面告訴他，他不會在1897〜1898年樂季演出他的歌劇，兩人因此有一番激辯。那時沃爾夫已經有憂鬱症，經此刺激，病情更加惡化，沃爾夫甚至告訴他的朋友：「馬勒已經被開除音樂總監了，我現在取代他成為新的音樂總監。」這個幻想還沒實現，他就在1903年2月22日自殺身亡。他去世一年後，馬勒才兩度演出他的歌劇，一是沃爾夫自己的版本，一個是馬勒修訂過的版本，可惜都沒有獲得成功。

 

1897年夏天，馬勒因太忙沒有從事創作。但最遲在維也納赴任之前，於1896年在史坦巴哈完成他一生最長的創作：第三交響曲；同年也在柏林指揮他的第一交響曲，同一場音樂會中並首演他的歌唱組曲《流浪青年旅人之歌》。

 

創作渾然忘我，如被世界遺棄

 

1896年的假期，馬勒的主要興趣是騎自行車，因為在1880年代後期，自行車成為德國最流行的運動，就像現在的台灣一樣。1895年齊諾教馬勒騎自行車（比另一位作曲家中的愛車族：同時代的英國作曲家艾爾嘉，Edward Elgar，足足早了五年）。馬勒曾為了買一部自行車徵詢過齊諾：「我聽說英國的自行車只要兩百五十元馬克。」「大家都很羨慕我的自行車，我確實像一個天生的自行車族。」1896年他到伊緒（Ischl）拜訪布拉姆斯時，就是騎自行車去的。

 

1896年夏，在史坦巴哈湖光山色的包圍下，他把新創作的六個樂章的第三交響曲《夏日清晨之夢》彈給華爾德聽。華爾德第一次到史坦巴哈找馬勒，對馬勒說：「您這裡的風景美極了！」馬勒說：「您不必看周遭的景色，我已經把它們都寫進我的交響曲裡了。」這首曲子可說是馬勒的「田園交響曲」，馬勒對大自然的愛就是它的主題。日後華爾德寫信給馬勒：「我在您的交響曲看到了Pan（希臘神話中的牧神）。」

 

事實上，馬勒確曾想把此曲命名為「Pan」。1896年1月馬勒寫信給《布拉格新音樂評論》編輯巴特卡（Richard Batka）：「當一般人說到自然時，他們只會想到花朵、小鳥和松香，而不知道大自然也有酒神戴奧尼索斯（Dionysus）或偉大的pan底存在。我現在寫的這首交響曲，把所有大自然的本質都融入其中；不但有花草和動物，也有人類、天使與神的存在，這是我作此曲的特殊手法。」

 

對馬勒而言，音樂不僅是他的事業，也是他人生的神聖使命。台灣人常說「吃飯皇帝大」，對馬勒而言則是「作曲皇帝大」。所有人與事都必須臣服於作曲之下，連身為傑出女高音的彌登伯格都無法了解這一點。1896年夏天馬勒忙於創作時，有段時間都沒寫信給她，因此她生氣責怪馬勒，馬勒在7月18日回覆如下：

 

「我已經寫信告訴妳，我正忙著創作一部重要的作品。妳難道不知道，我必須用全副精力從事創作？而當我沈浸創作之際，我幾乎變成與外在世界切割的死人一樣。過去我也常跟妳提到這點，如果妳充分了解我的話，必須接受我這個習慣，每一個要與我共同生活的人都必須知道這點。在創作之際，我已經不是自己的主人，產生作品的作曲家必須忍受生產作品的痛苦歷程；在產生作品之前，他的腦海裡醞釀、建構，專心沈溺於自我的世界，對外在世界而言，他彷彿是一個死人。」

 

五年後，他寫了一生中最有名的一首歌〈我被這個世界所遺棄〉，歌名就是這種心境的寫照。

 

當他準備前往維也納，從事一場熱情而消耗體力的戰鬥時，突然想起1894年寫給知交呂爾的一封信：「像我這樣的行事作風，您可以想像在維也納人們將如何對待我？也許我只須選一首貝多芬的交響曲，對著名的維也納愛樂交響樂團做出我的詮釋就夠了。雖然有布拉姆斯和畢羅在背後無條件挺我，但我在漢堡也碰到同樣的問題。事實上目前我只有一個願望：在一個沒有『傳統』和『美的永恆法則』的小城，和一些單純而真誠的音樂家一起工作，只為了滿足自己和一些能遵從我的音樂知音。如果可能的話，沒有劇院和劇目也無妨；但為了我的弟妹，我還是得從事一些能賺錢維生的藝術活動。」

 

當然，理想與現實還是有一段距離。不過若沒有馬勒的「屈就現實」，他所推動的藝術理想，以及維也納音樂文化的黃金時代，又如何成為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