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一種廣闊的鄉愁 (吳叡人)

寫一種廣闊的鄉愁：

林衡哲著《黎剎傳》推薦序[1]

吳叡人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去吧，喔異國的花朵，去吧

旅人沿路所呵護的花朵，去到我的祖國吧

在凝視我親愛的人的藍天之下

誦讀朝聖者對故土的獻身之情吧！」

--Jose Rizal, “致海德堡的花朵” (1886)

1.

荷賽‧黎剎（Jose Rizal, 1861-1896）被世人尊為菲律賓民族之父，然而他是一個非常奇妙的民族之父。他只有很少的實際政治經驗，從不曾像孫文或尼赫魯一樣直接領導一個組織性民族革命運動，既沒有甘地般的宗教性奇理斯瑪（charisma），也不是蔣渭水式的群眾魅力領袖，更沒有喬治‧華盛頓或古巴獨立之父荷賽‧馬第 （Jose Marti, 1853-1895）那種指揮武裝革命的赫赫軍功。他短暫的一生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是為一個尚未出現的菲律賓民族寫作—主要是小說，然後透過他的小說想像（imagine）了菲律賓民族的容貌，並且召喚（summon）出後來者著手建構民族的政治行動。當代比較民族主義與東南亞研究權威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也提醒我們，黎剎敘述民族的小說從來就不只是狹隘的本土主義敘事，而是遠離故土，從世界想像家園，在世界召喚祖國，將世界帶進祖國，不斷以菲律賓和世界相互參照、比較、聯想、置換的全球性敘事。也因如此，黎剎的小說完美體現了近代亞、非民族主義的世界性根源：民族主義，其實是一種觀看世界的方式。

2.

我們可以將黎剎先後完成的政治小說二部曲，分別理解為他對民族的 「想像」以及「召喚」。第一部《Noli me Tangere》（1887，拉丁文原意為「別碰我」，1962年版英文譯本則依小說主旨譯為「social cancer [社會之癌]」），是黎剎對菲律賓與菲律賓民族的想像。在小說中，他以寫實而略帶嘲諷的筆法，描繪了一個從殖民官僚、墮落神職人員、本地協力者、新興土著資產階級、反抗知識份子到少女、農民、盜墓者、盜匪、與勞動者等等，包含了各行各業，各個階層、族群、年齡與性別的繁複圖像，而這個圖像構成了一個他稱之為「菲律賓」的整體（social whole）。換言之，黎剎以生花妙筆「想像」出了菲律賓民族的容顏。誠如安德森指出，黎剎是第一個透過現代小說的敘事，將菲律賓民族的全體像表現出來的本地作者，因此可謂「第一個菲律賓人」（the first Filipino）。事實上，這個用小說敘述民族（narrating the nation）的驚人的語言行動 （linguistic action），也使他成為近代東亞最初，而且最具創意的反殖民民族主義者。

在第二部作《El Filibusterismo（叛國者）》（1891）之中，黎剎一反第一部作的寫實主義風格，將他在長住歐洲時期所經歷或見聞的學生示威與無政府主義者四處「以行動宣傳」（propaganda by action）的恐怖暗殺行動等當時在菲律賓難以想像的場景移入、置換到這個殖民地社會之中。此外，他也在這部作品中大量暗示了1890年代全球地緣政治的種種衝突。借用安德森生動的語言來說，黎剎在《叛國者》之中「想像了[第一部作中所描繪的菲律賓社會]在政治上的解體，以及整個統治菁英的瀕臨消滅」，而且這是一個空前的想像—菲律賓人從來沒有想過殖民秩序解體，統治集團消滅的可能，但黎剎的小說大膽地、生動地，而且激烈地提示了這個可能性。如同安德森所言，黎剎這個想像的民族革命在現實中產生了巨大的後果，「彷彿這個天才的精靈已經逃出瓶子」，而小說中奮袂而起的反叛英雄開始獲得了他們自己的生命。這就是《叛國者》的功能：它召喚了行動者。深受黎剎小說感動與鼓舞，終於在1896年揭竿而起，領導武裝革命，並在兩年後終結了三百五十年的西班牙殖民統治的民族英雄Andres Bonifacio （1863-1897），豈不是黎剎筆下「叛國者」的化身嗎？在這裡，小說與小說家分道揚鑣了：小說家黎剎並不支持武裝鬥爭，然而他在小說中想像的武裝鬥爭，卻鼓舞、召喚、誘發了現實中終極的反抗與決裂行動。

                                                                3.

菲律賓群島從十六世紀起就接受西班牙殖民統治，因此從很早就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儘管西班牙在菲律賓的殖民統治在天主教會支配下，採取反同化的蒙昧主義政策，僅有全人口百分之三的本地上層階級受到西班牙語和西方近現代教育，但這群極少數的菁英所被授與的人文與科學教育品質之高，卻是全世界各殖民地的教育均難以望其項背的。正是在這群早熟的西化菁英之中，出現了第一批菲律賓民族主義者，而黎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菁英中的菁英。他博聞強記，才華洋溢，精通十數種東西語言，深刻掌握西方文明的優勢與其矛盾，並且能夠嫻熟運用十九世紀西方通俗小說的形式書寫殖民地現實並反思西方文明—以當代後殖民研究的理論語言來說，他所展現的某種驚人的批判的，本土的現代性（critical native modernity），使他遠遠超過了同時代的東亞各國民族革命運動領袖，成為東亞反殖民民族主義的先知。也正是這種極為早熟與深刻的現代性素質與才華，使他不僅洞悉了西方近代的「民族」（the nation）理念的凝聚與動員力量，也成為能夠運用西方小說形式敘述、想像，乃至發明了（invented）民族的先驅者。做為反殖民民族主義先知，「第一個菲律賓人」，黎剎最偉大之處，在於他以文字的鍊金術描繪理念、召喚現實，然而在他的文字鍊金術的核心，則蘊藏著深厚廣博的西方文明素養，以及一種能夠連結西方理念與本土現實的洞見與天才。

                                                                4.

以黎剎為首的第一代菲律賓民族主義者在1880-90年代即發展出極為成熟的民族想像與殖民地批判，但是臺灣卻要等到1920年代才出現第一代的民族主義者如蔣渭水、蔡培火、連溫卿、賴和等人，而他們的民族主義思想與文學表現必須歷經種種困難的摸索，直到三零年代才逐漸成熟。純從領導階層形成的角度觀之，臺灣民族主義的出現與成熟，比菲律賓民族主義要遲了將近兩個世代。這個時間差，主要當然是歷史造成的：臺灣要到十九世紀後半，才經由基督新教與日本殖民統治開始接受現代文明，也才開始接觸到民族主義思潮，但此時菲律賓早已歷經三百多年的西洋文化洗禮了。臺灣民族主義的發展史上，儘管出現過林茂生、洪耀勳、陳紹馨與廖文奎等傑出的知識份子，但從未有過一個足以與黎剎的天才與世界性名聲相捋的人物。臺灣文學的發展史上，戰前受困於語言問題，遲遲難以進展，要等到戰後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才出現真正開始塑造、誘發臺灣人民族想像的寫實主義文學，然而這些作品至今尚未如黎剎的兩部作般獲得經典化（canonization）的榮耀，成為一般民眾的共同記憶。

相較於菲律賓民族主義，臺灣民族主義毫無疑問是晚熟的，但比起前者，臺灣人追求自我認同的道路卻也是更為曲折的。第一代菲律賓民族主義者推翻了西班牙統治後所短暫建立的共和國（1898）雖然被美國帝國所兼併，但美國殖民者從一開始即以扶植菲律賓獨立為其終極政策目標，到1920年代之後更在菲律賓成立高度自治的政府，實施菲人治菲政策。臺灣則經歷了日本、國府先後的連續殖民統治，雖然終於在九零年代經由民主化過程達成局部的去殖民化，但在中國崛起的陰影下，再度面臨新一波帝國主義兼併與再殖民的危機。菲、臺兩國同樣經歷連續殖民，然而從十九世紀末葉以來菲律賓的民族認同形成之道是相對連續的，而臺灣卻是斷裂、不連續的，而且至今依然尚未穩定。這個分歧，反映的不是兩國民族意志的強弱，而是他們地緣政治處境的差異。

                                                               

5.

面對祖國臺灣這個身處帝國夾縫之中，無法自我完成的地緣政治困境，醫師林衡哲長期以來一直採取了一種緩慢的，點滴積累的，純粹文化的戰略：經由知識，把世界帶進臺灣，使臺灣與世界連結。一九七零年代他在島內所催生的「新潮文庫」，就是在思想貧困的年代，將世界帶進臺灣的行動，而日後在北美創辦的「臺灣文庫」，則是將臺灣送進世界的努力。當他終於回到闊別多年的祖國之後，則以親自撰寫世界傑出人物的生命史來擴大、深化臺灣人的世界視野，他的《馬勒傳》與《黎剎傳》就是一個臺灣人醫師苦心引領他的民族「走向世界」的成果。這是唐‧吉訶德般孤獨的努力，而我們在他的每一步足跡之上讀到他試圖促成臺灣人的精神革命，將孤島臺灣刻在世界的文化地圖之上，使臺灣人終能獨立自主，與世界諸民族並駕齊驅、攜手前進的，某種「恨鐵不成鋼」的熱情、願心與焦慮。毫無疑問，這是一種黎剎式的，古典的弱小民族的民族主義：一種經由世界而回返臺灣的，廣闊的鄉愁。而我們——我們這些經「新潮文庫」啟蒙而進入世界，因「臺灣文庫」啟蒙而回返臺灣的，林醫師一生文化願心的受惠的後來者們——我們必須以相應的行動回報，向他，以及向這個世界證明，證明如今我們的眼界已開，我們已經成年，如今我們已經準備好—像黎剎一樣準備好—準備好要回到這個屬於我們的世界。

（2013.10.4 南港四分溪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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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關於黎剎生平之討論，除參考林衡哲本書之外，也大量參考了當代民族主義理論大師與東南亞政治研究權威Benedict Anderson的傑作, Under the Three Flags: Anarchism and the Anti-colonial Imagination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5)。如將林著傳記與Anderson這本比較史作品參照閱讀，相信讀者將獲得重大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