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國父─何塞‧黎剎(上)

菲律賓國父─何塞‧黎剎(Jose Rizal，1861-1896)【上】

文藝復興型的和平主義者

黎剎是一位專業的優秀眼科醫師，同時也是文藝復興型的人物，他是亞洲第一位主張和平革命的民族主義者，在這方面，印度的甘地(1869-1948)和台灣的蔣渭水(1891-1931)都是他的精神後裔；至於生在同一時代的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1866-1925)，則是主張武力革命的先驅，在這方面毛澤東和蔣介石都是他的精神信徒。

在亞洲近代四位革命家中─黎剎、甘地、蔣渭水和孫中山以黎剎的才氣最高，他精通十幾種語言，他不但是眼科醫師，他也是小說家、詩人、畫家、雕刻家、擊劍高手、演說家、科學家和教育家等，雖然只活了短短的35年，由於他的善於分配時間，他在每一項專長領域都有傑出的表現，孫中山的九次革命起義武器都是槍、礮和子彈，而黎剎的革命武器則是他的詩和二部小說。

在這四位亞洲偉大的革命家中，以黎剎死的最悲烈，充滿了先知與悲劇英雄的形象，他從容赴義，為祖國而壯烈犧牲，在去世前數天，寫下了人類史上最動人的愛國史詩：「別了，我的祖國」。他35歲就死在西班牙統治者的槍桿下，他用思想啟蒙、小說與詩，所播下的革命種子，終於在犧牲後二年，獲得了歷史性的成果，結束西班牙三百多年的獨裁統治。

出身於富裕家族

何塞‧黎剎在1861年6月19日一個充滿月光、浪漫氣氛的夜晚出生於菲律賓拉古那省湖邊小鎮卡蘭巴(Calamba)，因為出生時他的頭太大了，母親差一點難產而死，出生三天之後，他在天主教堂受洗，主持受洗的神父叫科蘭堤斯(Rufino Collantes)，並由黎剎家的好友兼同鄉卡薩納斯(Pedro Casanas)擔任教父。何塞(Jose)的名字，是他母親取的，因為她很崇拜基督教聖人聖約瑟夫(St. Joseph)，在受洗時，科蘭堤斯神父告訴他家人說：「好好照顧這個小孩，有一天他會成為偉大人物」，果然他的話成為先知式的預言。

黎剎的父母

黎剎父母共生了11個小孩，二男九女，他排行老七，他唯一的哥哥帕西阿諾(Paciano，1951-1930)排行老二，是黎剎的知音，他弟弟被槍斃之後，他參加菲律賓的革命運動，並成為英勇的將軍，革命成功之後，他在伯諾斯市(Los Baños)退休經營農場，活到七十九歲才去世。

黎剎父親法蘭西斯哥‧麥凱洛‧黎剎(Francisco Mercado Rizal，1818-1898)出生於1818年5月11日拉古納省的卑南城(Biñan)，他曾到馬尼拉的聖荷西學院學習拉丁文和哲學，他的雙親去世後，他搬到科蘭巴去當佃農，他是一位能吃苦耐勞的強壯而具有獨立思考的人，他話不多但行動積極，他不但身體強壯而且具有英勇的精神，1891年1月5日80歲那一年在馬尼拉去世。黎剎在他學生時代的回憶錄中，暱稱他父親為「模範父親的典範」。

黎剎母親羅娜‧蒂歐羅拉(Dona Teodora，1826-1911)在1826年11月8日出生於馬尼拉，她在著名的聖塔羅莎女子學院受教育，她是一位非凡的女性，擁有精緻文化的教養、文學的才華和經商的能力，同時也俱備司巴達女性的剛毅個性，黎剎提到他母親時總是充滿了愛意：「我的母親是一位超凡脫俗的女性，他熱愛文學而且西班牙話也說得比我好，她會改正我的詩句，而且我研究修辭學時，她會給我很好的教導，同時她也是一位數學家並且博覽群書。」他母親在1911年8月16日以八五高齡去世於馬尼拉。

黎剎的祖先

像一般的菲律賓人一樣，黎剎也是典型的混血兒，在他身上流著西方人和東方人的血統，他有菲律賓土著、印尼人、馬來人以及中國人、日本人和西班牙人的混合血統，他的基因中以馬來血統最濃。

少年時代的黎剎

體弱多病的黎剎，還不到四歲時，就能以母語塔加拉文(Tagalog)和西班文寫下文句和詩。他在父母親藏有超過千冊的大圖書館裡，發現另一片天地，而且他對當地的植物和動物培養出終身的興趣，也迷上了寫生和用黏土或木材作模型。

7歲時，黎剎已經學會母親和一個家庭教師的所有知識，因此他被送到卡蘭巴的學校去上課，沒想到卻在幾個星期之 後 老師為難地告訴他雙親，學校已無法滿足這個孩子的求知欲。只好送他到距離故鄉八哩遠的小鎮比南(Binan)一間更有挑戰性的學校，這時他對語言的熱愛開始萌芽。他用塔加拉母語寫的詩愈來愈多，還寫了一齣受到大家喜愛的小型喜劇。

他9歲時，便寫了一首頗具革命意味的詩，描述正式承認塔加拉語的必要：「我們的母語像其他語言一樣，有自己的字母和文字；但這些，就像小湖上的船，在季風的肆虐下，在很久以前的某一夜裡，早已遇難。」他大膽的文字表現出超齡的成熟，也流露出他將以激起菲律賓人的尊嚴，作為一生的職志。

10歲時，因母親的遭受迫害，更堅定他對抗西班牙人的決心。他母親遭到莫須有的指控，說她企圖毒害她堂弟的妻子。在沒有證據和正式審訊下，就被監禁在省會聖塔克魯斯長達二年半之久，西班牙的教士只是要羞辱這位受過高等教育又廣受敬重的菲律賓人罷了。

11歲時另一件更大的社會悲劇，使得教會開始對黎剎家族起了戒心。1872年1月20日，卡維特島上大約有二百名菲律賓人發動攻擊，殺死數名西班牙軍人。於是西班牙當局誣告教唆者為三名菲律賓教士─伯戈斯神父(José Burgos)、哥米茲神父(Mariano Gomez)和查摩拉神父(Jacinto Zamora)。結果他們三位在盧尼塔(Luneta)遭到斬首的命運。其中伯戈斯神父是黎剎哥哥的老師兼密友，黎剎時常聽到他們二人高談闊論國家改革之必要性。

這段不幸的插曲，對這個家庭有很深的影響。為了保護年幼的黎剎不受當局可能的報復，家人送他到當時菲律賓最有名的學校：馬尼拉的阿庭諾市立學校(Ateneo Municipal)就讀，這時才十一歲的黎剎，不到一個月，就成為班上的領袖(有點像台北醫校時代的蔣渭水)。雖然個子矮小像拿破崙，但每個人都稱他為「皇帝」，黎剎傳作者寇提斯(Austin Coates)說：「似乎任何事都難不倒他，他的天分大部分展現在學業、寫詩、繪畫和雕塑上，而且每一樣都很擅長，因為他精通時間管理的藝術。」15歲時，黎剎以最高榮譽及成績取得文學士學位，此項紀錄至今仍未被這間學校的學生超越過。畢業時他寫道：「再見了，生命中美好又難以忘懷的歲月！再會了，遠去的童年！」

聖多湯瑪斯大學時代(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

聖多湯瑪斯大學成立於1611年，是當時亞洲最高學府之一，也是亞洲第一個大學，比美國哈佛還要早。但是本身受過高等教育的母親，卻強烈反對黎剎繼續進修，因為她知道她兒子代表西班牙當局最痛恨、最恐懼的人物─有能力有自尊的菲律賓人。於是她哀求說：「不要送他到大學！他已經知道得夠多了。如果繼續求學，只會讓他死於非命。」因為她不願意她的愛兒，像她一樣忍受牢獄之災。但是黎剎強烈的求知欲，不顧母親的反對，在哥哥和爸爸暗中幫助下，於1877年6月進入聖多瑪斯大學，起先他就讀文學院研究哲學和文學，但是第二年當他知道母親的眼睛將會瞎掉時，他就轉到醫學院去準備專攻眼科，以便日後，能夠救助他心愛的母親。

大學時代的黎剎，不但有時間與美麗的姑娘談戀愛，在繁忙的醫學課程外，他每星期都會把時間分配給各個學習科目，並排出時間創作詩歌、雕塑、素描，並從事文學及他隸屬的社團活動。他可以說是身體力行的時間管理大師。

由於他總是毫無忌諱地談論國家大事，所以常被保守的大學教授批評，這些教授告訴他，菲律賓人只有家鄉而沒有所謂的「祖國」，西班牙人才有「祖國」。然而，對自己的想法：菲律賓人的祖國就是菲律賓(這點與當年蔣渭水認為：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一樣)，仍然堅持不懈。

18歲時，他的詩歌(獻給菲律賓青年)在「馬尼拉文藝學會」所主辦的公開競賽中，獲得冠軍。在這篇詩歌中，他寫到所有菲律賓青年都是「祖國最美麗的希望」，這是菲律賓史上首次有人公開表白「菲律賓是獨立的國家」，她有別於西班牙。

19歲時，他的寓言小說《眾神的會議》又獲第一名，但當西班牙獲知得獎者是菲律賓人時，將黎剎由第一名降為第二名(這點類似江文也在日本參加音樂比賽老是得第二名一樣)。同年他的輕歌劇《巴西格河邊上》在阿庭諾劇院公演，也頗獲成功。

20歲時，他為國家盟友皇家經濟學會百年紀念設計的蠟像，獲選為首獎，而且他對雕塑的興趣，也從未減少過。

因表現傑出，不得不流亡西班牙

讀完醫科四年的課程後(成績中上)，他決心到西班牙深造，因為他再也無法忍受學校當局的種族歧視和敵視的態度，於是在1882年5月，這位神童變成一個流浪青年，他帶著哥哥和叔叔給的錢和一本表哥的護照，祕密地從菲律賓偷渡到歐洲。21歲的黎剎，於1882年11月3日，進入馬德里中央大學，除了醫學之外，他也同時選修哲學和文學，並且在繁忙的正式課程之外，他也同時在聖‧佛蘭多(San Fernando)藝術學院研究繪畫和雕刻，也邀請私人家教來教他法文、德文和英文，並且熱心地學起劍術和射擊，他對音樂的知識也求知若渴，並不時去參觀美術館和藝廊，廣泛閱讀形形色色的讀物，包括軍事工程也在他研究範圍內，他為什麼要這麼做，表面上他來歐洲是要取得醫學學位，事實上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祕密任務」(Secret Mission)：仔細觀察歐洲各國的政府、法律、文化、語言與風俗習慣、工商發展，以便日後把菲律賓從西班牙暴政解放出來後，重大的建國工作打下基礎。

他在馬德里中央大學的三年中，過著司巴達式的生活，常參加菲律賓同學的聚會，在咖啡廳與來自古巴、墨西哥和阿根廷各國的留學生互相交流，他不會把錢花在賭博、喝酒和女人上，除必要的食衣住外，他偶而會買彩券試運氣，但對買書卻很大方，他從舊書店買了不少好書，並建立一間小型的圖書館，他大量的閱讀，看過聖經、美國總統列傳、服爾泰、荷拉西全集、文藝復興史和法國革命史等，但影響他最大的二本書是 史篤姆 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的「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和尤金蘇(Eugene Sue)的「流浪的猶太人」，這二部書激起他對受壓迫的不幸民族的同情，包括他所屬的菲律賓人。

1884年6月24日，因家裡困難哥哥沒寄錢過來，黎剎破產了，那天早上他沒錢吃早餐，餓著肚子到大學上課，並參加希臘文比賽贏得冠軍，同一天晚上他終於吃到晚餐，因為在馬德里一項國家競賽中，他受邀代表兩位得獎的菲律賓藝術家魯納(Juan Luna)和希達哥(Felix Hidalgo)，在著名的英格里餐廳，發表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演講。他在這篇演說中提到：「對菲律賓而言，一個重要的時刻即將來臨，菲律賓人和西班牙人一樣優秀，西班牙皇室應該改變對待亞洲殖民地的方式。改革的主要敵人並不是當時經歷重大革命的西班牙，而是那些讓菲律賓政治和經濟陷入癱瘓的天主教教士。」

有史以來，這是海外菲律賓人最具煽動性的公開演說，在西班牙和菲律賓都廣為流傳，黎剎也無形中成為流亡菲律賓人最具權威的發言人。這時，他開始創作西班牙小說《別碰我》(Noli me Tangere)，措辭強烈地揭露天主教修士的邪惡統治，其影響力和 史篤姆 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不相上下。

完成醫學 博士學位和完成第一部小說創作

1885年，黎剎得到醫學博士學位、哲學及文學的學士學位。他寫信回家時說：「我終於成為醫生了。」接著他到巴黎跟眼部手術的創始者狄‧衛克博士(Louis Wecker)學習6個月後，他認為：「我已經了解如何進行所有的手術了。」之後，他再前往先進眼科研究重鎮─德國海德堡，與來自維也納的貝克教授(Prof. Otto Becker)，參與不少專案的研究，並獲第二個眼科醫學博士，也學會先進的眼部開刀手術。然後再到柏林深造，在鼎鼎大名的病理學大師魯道夫‧柏爾喬(Rudolf Virchow，1821-1902)的推薦下，他成為柏林著名的「社會人類學術研究社」的會員，依慣例，他在1887年4月以德語在協會發表了：「塔加拉語的結構和拼字法」，這對一個尚未在醫學上有重要貢獻的年輕亞裔博士而言，是一項不可多得的殊榮。

1887年2月21日，26歲的黎剎在柏林完成他的第一部西班牙文小說《別踫我》，他那時窮得連吃飯的錢都沒有，幸好1886年聖誕節他的好友Dr. Maximo Viola從天而降適時扮演了聖誕老公公的角色，不但借錢給他渡過難關，還花了三百披索，在3月21日出版了二千本《別踫我》，他把這部63章的小說獻給我的祖國─菲律賓同胞。

在故鄉開業6個月

此書出版數個月後，他結束了五年的歐洲留學生涯，於1887年8月8日由馬賽經海路回到他日夜思念的故鄉卡蘭巴，他馬上在當地成立了診所。他的第一個病人就是他的母親，可惜她的白內障尚未成熟，以致無法立刻開刀。他被稱為「德國醫生」，為一群認為復原無望的病人進行手術，並成功地讓他們重見光明，由於醫術高明，生意興隆，到了1888年2月他每月有5千披索的高收入。他用開業所得為年輕人開了一家體育館，把歐洲的現代運動介紹到菲律賓，以運動、劍術和射擊取代鬥雞和賭博的不良習俗。當他不看病時，就素描、畫畫、雕塑和寫作與翻譯，但是他的小說《別碰我》引起了極大的爭論，最後變成了禁書，而他本人的安全也受到威脅，為了家人和朋友的安全，以及在國外寫文章也許會發揮更大的效果，黎剎只在故鄉呆了六個月，不得已在1888年2月3日再度出國流亡。

到倫敦研究「菲律賓島史」

他來倫敦住了10個月(1888年5月〜1889年3月)，他來此的目的有三個：(1)增強他的英語能力。(2)到大英博物館研究莫嘉(Morga)所寫的「菲律賓島史」。(3)倫敦是對抗西班牙獨裁政權的避難所。

他在倫敦的最大成就是重新編註莫嘉的在1609年出版的「菲律賓島史」，他不但細讀此書，並博覽所有早期的菲律賓歷史，他認為莫嘉的書寫得很棒而且簡單明瞭，他是一位有現代學者素養的探險家，他的文筆忠肯，不會浮誇，每一個菲律賓都應該從此書去瞭解自己國家的歷史。這部由前任最高法院法官兼代理總督，所寫的書中提出有力的證據，證明島上的原住民在西班牙人到達前，就已建立了相當有價值的文明。

當他正在大英博物館埋頭苦讀之際，巴塞隆納的菲律賓人在1888年12月31日成立「團結連盟」，並在1889年2月15日創刊雙週刊「團結報」，黎剎被公推為「團結連盟」的榮譽主席，並開始為「團結報」寫出最叫座的專欄。在一篇最先見之明的論文〈下一世紀的菲律賓〉中，他就日益高漲的民族意識提出預警。論文結尾他提出迫切的呼籲：「西班牙！難道有一天我們必須對菲律賓說，妳對她的痛苦置之不理，如果她要獲救，必須全憑一己之力嗎？」這是有史以來首次，黎剎預言菲律賓未來脫離西班牙的可能性；同時他又鼓吹菲律賓在西班牙國會應有代表權。由菲律賓教士取代西班牙教士，創建非宗教性的公立教育體系、集會及言論自由、菲律賓和西班牙人的平等地位等重要議題。

開始創作第二部小說：「革命黨人」

1889年3月19日他帶著無數美好的回憶，告別他的倫敦情人Gertrude Beckett，第二度來到即將在5月6日舉行「世界博覽會」的花都巴黎，後來因為巴黎生活費太高，並想避開社交生活，專心創作他的第二部小說：「革命黨人」(Elfilibusterism)，他在1890年1月28日搬到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去。在巴黎的10個月，他最大的成就是在1889年冬出版莫嘉的「菲律賓島史」註解版，並在短期內組織三個旅法菲律賓人的社團：Kidlat Club、The Indios Bravos和The R. D. L. M.。「Kidlat」泰格勒是「閃電」，主要是「世博會」期間的社交團體，第二個團體「勇敢的印地安人」是在「世博會」中北美的印地安人以自己的文化傳統為傲，因此黎剎也希望菲律賓人增加自己的智識與體力，讓外國人看得起我們。而R. D. L. M. Society則是「馬來文化復興」之意，促進菲律賓人在科學、藝術和文學各方面的進步，類似蔣渭水當年的「台灣文化協會」。

1890年1月28日他離開花都巴黎，抵達布魯塞爾過最簡樸的生活，專心投入第二部小說的寫作，並替「團結報」寫了不少文章，這時故鄉傳來了壞消息，他的家人不斷受到西班牙政權的迫害，於是黎剎開始做返國的準備，他不能忍受他在布魯塞爾寫書而家人和親戚卻因為他的言論而受到迫害，這時他創作一首詩：「給我的繆司」(To my Muse)，表白他這段期間他內心的痛苦與掙扎。

1890年8月他由比利時到馬德里，想透過法律途徑替他家人和故鄉農民伸張正義，但是他找了很多有力人士也沒有用。8月19日他組織的「流亡者宣傳運動」的戰友Jose Panganiban去世了，他寫了一篇偉大的詩悼念他。12月他接到訂婚已11年的故鄉老情人雷諾爾‧魏貝拉(Leonor Rivera)寫信告訴他：「受母親之命，我必須嫁給一位英國人，乞求您的原諒。」這時黎剎的心幾乎要破碎了。再加上他與「團結報」的創辦人畢拉(Del Pilar)意見不合，他在1891年2月他放棄了流亡組織的領導權，同時也退出「宣傳運動」的組織，不再為「團結報」寫文章。

他第一次來馬德里渡過了3年愉快的大學生涯(1882-1885)，但是這次來馬德里他卻經歷了人生最痛苦的6個月(1890-1891)。

他在1887年開始寫的第二部作品，終於在1891年3月29日他離開比爾里茲前夕，完成了「革命黨人」的初稿，最後於1891年9月18日在比利時大學城傑恩特(Ghent)正式出版，那時正是他最窮困的時候，幸好在巴黎的好友班秋拉(Valentin Ventura)適時寄一筆鉅款讓他印書及生活費，否則他差一點想把此書燒掉。此書比第一本書，更有批判的深度，小說的技巧也更成熟。在此書中黎剎暗示，如果民主的改革走頭無路時，武裝革命可能是讓社會轉變的唯一方式，他把此書獻給卡維特起義的三位菲律賓教士。這本被簡稱為《Fili》的小說廣為流傳，使黎剎贏得「菲律賓意識型態之父」的地位，而這二部小說被稱作菲律賓民族主義的聖經。

未完，續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