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代台灣醫師對台灣文化的貢獻
我參加過三次台灣文學的國際會議，每一次都是終身難忘的經驗，第一次是一九八九年在日本筑波大學舉行；第二次是一九九三年在清華大學舉行的紀念賴和一百週年生日的國際台灣文學會議；第三次是二○○二年在成功大學舉行的台灣國際文學會議。
二○○二年我不務正業，到台南市做許添財市長的文化局長，那時我就把催生成大的國際台灣文學會議，做為我年度重要工作之一，我把年度三分之一的文化補助款，全部投入這場台灣國際文學會議中，在這個會議中，我曾建議出版「台灣文學大系」、「經典台灣文學史」，以及台灣作家的傳記名著，並把台灣作家的作品搬上銀幕，現在東方白的「浪淘沙」和李喬的「寒夜三部曲」已經有了電視連續劇。
在陳萬益、呂興昌主持的一九九三年台灣文學國際會議中，我見到了七、八位台灣卅年代作家，其中王昶雄、吳曼莎等人業已去逝了，那時我曾建議催生三十年代作家的全集，目前這些老作家的全集包括賴和、楊逵、龍瑛宗、張深切、鍾理和、鍾肇政、葉石濤等，都已有了全集出版。
雖然二○○二年和一九九三年的台灣文學國際會議，都收穫不少，並且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個人感情投入最深，而且唯一有論文發表機會的就是一九八九年在筑波大學舉行的戰後第一次「台灣文學國際會議」，此會共有台灣、日本、美國三十多位台灣文學的關心者與會，這是北美洲台灣文學研究會一九八二年十月在洛杉磯成立後，歷屆大會論文水準最高，也是台灣文學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國際性會議，本來中國方面也有四位學者想來，但因天安門事件而作罷。但是我們大會上，還是有把他們的論文念出來。
現在我把那天發表的論文：「日治時代台灣醫生對台灣文化的貢獻。」簡單厄要地寫出來與讀者分享。
在日治時代五十年中，我認為對台灣人的文化運動最有貢獻的是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催生台灣文化協會的蔣渭水醫生和一九三九年催生「山水亭」的王井泉先生，山水亭產生了類似法國文化沙龍的效果，那是日治時代後期作家、音樂家、畫家，戲劇家及知識份子共同的心靈上的家，蔣渭水和王井泉都想以台灣文化的提昇，去超越統治者的日本人，名畫家林之助曾寫過一首日語小詩：「半樓」，歌詠山水亭，王昶雄漢譯為：
古井兄是位好好先生
畫家、文士、樂人們
每每都讓他請客
山水亭又窄又陋的半樓裡
曾蠢動過台灣文藝復興的氣流
有喜氣洋洋的景象
也有訴不盡的哀愁
山水亭的座上常客有：林茂生、吳天賞、徐坤泉、楊雲萍、黃得時、李超然、陳逸松、黃啟瑞、呂赫若、呂泉生、陳夏雨、吳新榮、楊三郎、張文環、王昶雄、江燦琳、巫永福等人，還有台陽美術協會同仁；一些不滿日本至上主義的學者如：人類考古學家金關丈夫、帝大文學部長矢野峰人、德川時代文學研究者瀧田貞治、民俗學家池田敏雄、畫家立石鐵臣等，也都是山水亭的「常客」。他們在戰時，時常聚集在此高談闊論，說古論今，評畫賞文、聽歌唱曲，每每不知今夕何夕。有點像二次大戰期間，在英國倫敦維琴尼亞‧吳爾夫(Virginia Woolf)及羅素等人為主的布魯姆斯貝利(Bloomsbury Group)文化沙龍。
王井泉可以說是台灣人民的文化英雄，他也是一位現代孟嘗君，充滿了俠義好客的精神。他對日治時代的文學、音樂、美術與戲劇運動做出了重大貢獻，而他與吳新榮、金關丈夫、賴和也都成為莫逆之交。
在日治時代的很多醫生，人文素養都很高，包括寫過自傳，精於書法的杜聰明，不過他的主要貢獻，還是在台灣的醫學教育以及蛇毒與鴉片的研究，還有蔣渭水在台南的親密戰友韓石泉，曾寫過「六十自述」，但他的主要貢獻在地方民主政治的推展，與地區醫療的典範人物。
因此在日治時代對台灣文化貢獻最大的三位台灣醫師，以我個人淺見是蔣渭水、賴和和吳新榮三位，以及齒科醫師王昶雄。而日本來台任教的醫生，主要貢獻在醫學教育與學術研究，唯一的例外是創刊「民俗台灣」43期的人類解剖學權威的金關丈夫，現在我們就來討論他們五位對台灣文化的貢獻：
（一）蔣渭水（1891─1931）
這一位革命先師與文化先知，在一八九一年二月八日生於台灣宜蘭市，而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五日因傷寒症病逝於日治時代的台北醫院（現在的台大醫院），享年才四一歲。
蔣渭水號雪谷，祖先在百年前由中國的福建漳州府龍溪縣來台灣宜蘭定居。五歲時，清朝因甲午戰爭失敗，把台灣出賣給日本，頓時使他由滿清子民變成了日本帝國的子民，但是終其一生，蔣渭水都以漢民族的血統底台灣人而自豪，但從未以政治上的中國人自居，因此他是百分之百的台灣人，也從未參加過中國國民黨的秘密黨員（他的長子蔣松輝如是說。）
蔣渭水出身平凡，父親蔣鴻章，以相命為業，在宜蘭地區頗享盛名。蔣氏的漢文基礎與儒家人文教育，受他的第一位老師張茂才的影響甚深，張氏是台灣北部一帶最有名的漢學大師之一。當日本人剛侵占台灣時，屢施暴政，張茂才曾為文諷刺而一度被囚，宜蘭人曾為此而罷市，終獲出獄，蔣渭水日後的反抗精神，頗受這位恩師的影響。
蔣渭水是甘地、梁啟超、黎剎的混和化身。
對世界上很多政客而言，政治是權術與陰謀的代名辭，但是對蔣渭水與甘地而言，政治是一種純潔無私的奉獻，他們二人都是以宗教家的奉獻精神在從事政治運動。可惜蔣渭水沒有甘地那麼長命，不然也許他會領導臺灣人民走上民主獨立的當家作主之路，但更有可能像他的同班同學張七郎醫生那樣死在國民黨的槍桿下。
雖然梁啟超直接影響了林獻堂的民主議會運動思潮，但蔣渭水的人格特質更像梁啟超本人，筆鋒帶感情，常常不惜以「昨日之我」與「今日之我」挑戰，不斷地超越自己，提昇自己的人生境界，兩人都是思想界的啟蒙者，兩人對文化與政治都是同樣的重視。
雖然為了提昇蔣渭水的知名度，不少人把蔣渭水稱為台灣的孫中山，事實上蔣渭水比較像也有漢裔血統的菲律賓國父黎剎醫生，他們二人都主張和平的民主革命，他們二人都非常重視本土文化的發揚，二人都有豐富的坐牢經驗，而二人最後都是「壯志未酬身先死」，都成為革命精神的播種者，並沒有親眼目睹革命的成果。
蔣渭水與孫中山的相異處。
在亞洲四位傑出的革命家中，蔣渭水與甘地、黎剎都是主張和平的民主革命，孫中山是唯一主張武力革命者；蔣渭水認為台灣人之所以無法出頭天，是因為台灣人普遍患了「智識上的營養不良症」；孫中山則認為中國之積弱是因為「科學的落後」；蔣渭水的革命基礎主要在國內民眾，孫中山的革命是在海外華僑，蔣渭水比較重視文化事業，所以才組織了「台灣文化協會」，催生了《台灣民報》並且開創了「文化書局」；孫中山較重視工業建設，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並沒有給予太多的關注，而在他的經典之作「三民主義」中，完全沒有提到文化方面的建設。
蔣渭水對台灣文化的三大貢獻。
（一）創立台灣文化協會：
蔣渭水在一九二五年寫的「五個年中的我」，曾回憶他重燃政治熱的原因；「因受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的刺激，我的政治熱又復活起來，自林獻堂氏歸台，在台北開了歡迎會之後，新交的同志，李應章、林麗明、吳海水、林瑞西諸氏，屢次慫恿我出來組織團體，並提出他們所做的青年會規則書來和我研究。我考慮了以後，以為不做便罷，若要做呢，必須做一個較大的團體才好，由是考察出來的就是文化協會了。」經過蔣渭水三個月的積極奔走，一九二一年十月二日在他的大安醫院樓上開發起人會，當時有529人參加，到十月十七日正式成立時，已有一０三二人參加。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掀起了近代台灣知識份子團結的高潮，那時所有熱心台灣政治社會文化的運動家，大家不分左右派別，不分意識形態，為了共同「助長台灣文化的發達」，於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在台北靜修女中創立台灣文化協會，文協的成立，出錢最多的是林獻堂，出力最大的是蔣渭水，他號召了不少理想主義的醫生朋友如賴和、韓石泉、王受祿等及醫學校學生以及師範學校、商工學校、工業學校等約三百多人，促成北部中等學校學生凝聚民族意識。文協成立時，眾推林獻堂為總理，蔣渭水為專任理事，理事41名，評議員40名，文化協會本部設在大安醫院，因此蔣渭水是文協的靈魂人物，主導文協的政策與方向。
同時蔣渭水親自撰寫「台灣文化協會會歌」，在會歌中他希望台灣文化協會能提昇台灣文化，比美西洋文明，打造有能力捍衛世界和平的台灣人，成為世界一等的公民，同時也要引領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放眼世界，成為世界公民的偉大胸襟。
蔣渭水曾公開答辯他創設文化協會的動機：
「我要感謝神明，使我生做台灣人，因為臺灣人把握世界和平的鎖鑰，但現在賦與極大的使命和鎖鑰的台灣人，因為現在患著可憐的病症，所以全沒有力量可作為，這病因是智識營養不良，所以文化協會是因為要根治臺灣人的病根而設的。」
台灣文化協會在臺灣近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的最大意義，便是展開了熱烈的文化啟蒙運動，並擴大參與政治社會運動的成員與基礎，據日本總督府統計，文協舉辦的文化講座，有時一年高達315次，聽眾達11萬人以上，從1923到1926共舉辦298次文協講座；總督府的警察沿革誌說：「文化演講開本島農民運動與勞工運動的先河」，所有日治時代參加台灣人運動的知識份子，特別懷念早期文協這一鼓共同為提升台灣文化，對抗日本敵人的大團結時代，可惜成立六年後，大家忘記了原先的共同的文化理想，因政治路線的分歧，使台灣人引起內部的紛爭，互相抵消力量，最後被日帝個個擊破，而分裂了，因此蔣渭水才沉痛地呼籲：「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
（二）創辦文化書局
在日治時代的政治社會運動家中，以蔣渭水最重視文化，他認為有第一流的文化，才能創建第一流的國家，這是他創辦文化書局的原因，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一日，他在113期的台灣民報上，登載下面一段啟事：
「全島同胞諸君公鑑：同仁為應時勢之要求，創設本局，漢文則以介紹中國名著兼普及平民教育，和文則專辦勞動問題農民問題諸書，已資同胞之需，萬望諸君特別愛顧擁護，俾本局得盡新文化介紹機關之使命，則本局幸甚，台灣幸甚。
文化書局總經理蔣渭水 啟」
文化書局以漢文介紹中國名著，梁啟超、孫中山、章太炎、胡適、梁漱溟等人的著作因而得以在台灣出版；日本版書則介紹歐美最新的社會主義思潮，文化書局推出的書，大多與時代變化息息相關，確實盡到「新文化介紹機關之使命」。對日治時代的知識份子產生深遠的影響，蔣渭水無疑是近代台灣人政治領導者中，最重視文化的一位先知先覺者，否則他不會去開書店。
在創辦文化書局時，是蔣渭水一生中讀書最勤，他以窮年累月，夙夜不寐的研究精神，在為台灣的政治社會運動尋求出路，而他的「台灣民眾黨的指導原理」，便是以「文化書局」為根據地所提煉的結晶，經過文化書局時期的博覽群策與深思熟慮，使蔣氏由政治行動家，蛻變為政治思想家，並使他成為日治時代台灣最具影響力的政黨領導者。
台灣民報的褓姆
蔣渭水文協時代的同志楊肇嘉說：「蔣渭水是與《台灣民報》因緣最深的人，當《民報》尚在海外發行的時候，他曾負責推銷，後來曾受日本警察扣留十餘次，所以他在《台灣民報》上所發表的『獄中文學』最多，也極精彩。」民報在日本創刊時，蔡惠如拿出的錢最多，但返台後，總部就設在蔣渭水的大安醫院隔壁，這份報紙是日治時代台灣人唯一的喉舌，蔣渭水和賴和一生最精彩的文章，都發表在民報上，他們都是台灣民報的台柱人物，蔣渭水以寫政論直刺日治當局而出名，從出刊到寫文章，他幾乎每天都在照顧這份報紙，可以說是名符其實的台灣民報的褓姆。
（二）台灣現代文學之父──賴和(1894-1943)
賴和這位台灣現代文學之父，他的本行是醫生，雖然他的相貌與舉止平凡，但在彰化一帶，他卻被視為神醫看待，但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在文學方面，雖然他也是日治時代台灣人抗日的典範與知識份子的良心，同時他也可以說是台灣的民族詩人與現代台灣白話小說的開山始祖，他與楊逵等人共同開創了台灣近代抗議文學的傳統。
賴和與蔣渭水
賴和比蔣渭水早一期畢業於台北醫學校，他們兩人都是日治時代台灣人政治運動與文化運動完美融合的典型，他們都有豐富的入獄經驗，都留下獄中日記的創作，一九二六年蔣渭水在台北創設「文化書局」時，賴和也在台灣民報第86期發表台灣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鬪鬧熱〉。他們兩人都是日治時代台灣人的喉舌──台灣民報的台柱人物，蔣渭水以寫政論直刺日治當局而出名，賴和則主編文藝欄，以創作小說、史詩與提拔新作家而出名，雖然兩人都非常重視文化，都認為台灣人的根本毛病是文化上的營養不良症，但蔣渭水是「七分政治、三分文化」，他主要成就在政治方面，他是日治時代台灣人政治界的精神領袖，賴和是「七分文化、三分政治」，他是日治時代台灣新文學的導師，他在現代台灣文學史上的地位，等於是融合了魯迅與胡適兩人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賴和在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
綜觀世界文學史，醫生出身的作家中，作品最暢銷的是《福爾摩斯探案》的作者亞瑟‧杜伊爾醫生；在文學史上地位最高，作品最有深度的是俄國短篇小說大師柴霍甫（Anton Chekov）；最富有、最多產的是英國小說家毛姆；作品的政治影響力最大的是，在仙台棄醫從文的中國現代新文學導師魯迅；而人格最崇高，對受苦受難的同胞充滿悲天憫人之情的是台灣的新文學之父賴和。中國的郭若沫雖然也頗有才氣，但晚年被北京文化界稱為「四大無恥」之一，可能是所有醫生作家中人格最卑下的一位；而在詩方面，成就最高的可能是美國小兒科醫師兼詩人的威廉‧卡洛斯‧威廉士（William Carlos William）。在民族史詩方面，以菲律賓國父黎剎（Jose Rizal），這位傑出的眼科醫生，在上斷頭台的前夕，所寫的「告別我的祖國」（Farewell to my Country），是古今台外最動人、最熱情、最優美的一首民族史詩；其次是我們的民族詩人賴和，為紀念一九三○年霧社事件所寫下的台灣文學史上最動人的史詩〈南國哀歌〉。有了這首史詩，莫那魯道的歷史生命才能在台灣史上發光。
賴和的文學生涯
賴和一八九四年四月廿五日生於彰化，而於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一日逝世於他的原鄉彰化，享年五十歲。他在世時台灣的台中彰化一帶曾是台灣人的文化中心，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全台灣的文藝工作者在台中舉行歷史性的集會，成立「台灣文藝聯盟」，創刊「台灣文藝」，並公推賴和為委員長，他因醫務繁忙而推辭，可見賴和在台灣文藝界的影響力，但他去逝之後，台灣的文化中心又轉移到台北去了。
賴和在小說方面的成就
賴和在一九二五年八月發表第一篇白話隨筆，登在民報第67號。同年十二月因受彰化蔗農「二林事件」的感動，發表生平第一首白話詩：〈覺悟下的犠牲〉，登在民報84號。一九二六年一月他33歲時，發表了台灣新文學運動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鬪鬧熱〉（《台灣民報》86號），一個月後又發表〈一桿稱仔〉，這三篇作品表達了賴和一生創作的三個主題：「覺悟下的犧牲」表現了「被屈辱的台灣人民的戰鬪精神」以及殖民地人民被日帝壓迫與榨取的現況，一方面表現了台灣人的抗議精神；〈鬪熱鬧〉表現「台灣舊社會習俗的敗壞」，表達了賴和對故步自封的封建社會的不滿，並強烈地要求文化革新的重要；〈一桿稱仔〉表現了「弱者的奮鬥」，伸張了被壓迫人民的反抗意志與不屈服的精神。賴和以新文學開創者的身份，所表現的這三個主題，形成了台灣三十年代作家的共同主題與台灣新文學的共同精神，那就是：
一、 是台灣民族主義的發揚，充滿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色彩。
二、 是表達台灣工人、農民及小市民的民生疾苦、政治壓迫與經濟壓榨。
三、 是充滿抗議文學的精神，對日治時代所有政治、社會、經濟的不公不義，做徹底的批判。
台灣新文學由賴和「打下第一鋤，撒下第一粒種籽」，因此他可以說是現代台灣文學之父及新文學的播種者，在他辛勤的播種下，台灣新文學終於結下了美好的果實，而賴和所代表的文學精神：對強權的抗議，對小人物的同情，追求人性的尊嚴變成了近代台灣文學光輝不朽的文學傳統。
台灣小說界的褓姆
賴和不但是所有三十年代台灣作家的精神導師，同時也是日治時代最好、最負責的文藝欄主編，台灣民報原來並沒有文藝欄，當賴和在民報發表小說之後，才提醒民報編輯，有設文藝欄的必要，讓文學同好提供發表作品的園地，當時唯一願意免費替民報作文藝欄主編的就是賴和，但賴和是醫德頗高的醫師，每天看完一百多個病人，已是晚上十點，因此他擔當編輯選稿的工作，便是這十點以後的事，為了潤改來稿，往往工作通宵達旦，並且犧牲了自己創作的時間，他這種為台灣新文學的發展，為了使年輕作家的作品品質得以逐步提高，所付出的重大的犧牲與奉獻，感動了無數的後起之秀，並且使《台灣民報》與《台灣新民報》的文藝欄，成為新文學運動的中心，因此與他同輩的楊守愚先生說：「他是台灣新文藝園地的開墾者」與「台灣小說界的褓姆」。最明顯的例子是，楊逵的筆名便是賴和替他取的，而他的〈送報伕〉也是發表在他主持的民報文藝欄內，賴和在這方面的成就猶如戰後的吳濁流與鍾肇政。
台灣的民族詩人
賴和是日治時代台灣人的民族詩人，如果賴和像日本的日野原重明那麼長壽，相信他也會替「二二八事件」與「美麗島事件」，寫下史詩般的作品，戰後台灣的詩人雖然很多，但還沒有人寫出比賴和的〈覺悟下的犧牲〉、〈南國哀歌〉、〈流離曲〉更具史詩性的作品。一九二五年十月廿二日彰化二林爆發了台灣史上第一次重要的農民運動「二林事件」，賴和聽到消息的第二天就寫下了〈覺悟下的犧牲〉（副題：「寄二年事件的戰友」），雖然二林事件是多年的往事，但讀這首詩，彷彿讓我們覺得二林事件是前些日子才發生的事，仍然使後代的台灣人產生熱血沸騰的效果。
一九三○年十月廿七日發生了台灣有史以來最悲愴壯烈的「霧社事件」，六個月後詩人賴和在《台灣新民報》發表了台灣文學史上最動人的一首史詩〈南國哀歌〉，這首詩的結尾六行是：
兄弟們來！來！
拾起一身和他一拼。
我們處在這樣環境，
只是偷生有什麼路用，
眼前的幸福雖享不到，
也須為著子孫鬥爭。
半世紀來台灣人的處境，雖然在物質生活上有很大的進步，但是在精神上仍然是政治上的二等公民，雖然他的詩距離我們已有七十多年，但是在感覺上他彷彿是現代詩人，不但語句深入淺出，非常口語化，而且相當有親切感。
一九三○年九月他發表292行的〈流離曲〉，是日治時代台灣新文學運動中，最長的一首史詩，此詩的創作背景，是所謂「日帝的退職官擅自批售無許可的開墾地」事件後，農民流離失所的悲慘史實，從這首詩，我們深刻地瞭解到咱們先人在日帝統治下悲慘世界，對日本人我們可以原諒，但絕不能忘記。
開創台灣卅年代文學的黃金時代
在清朝統治時代，台灣文學只有老式的舊詩詞為主流，那時的台灣文學可以說是中國文學的一個支流，但是到了一九二○年代初期，台灣文學變成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的交流點，而歐美的新思潮也逐漸輸入台灣，而在卅年代逐漸地萌芽了獨立自主的台灣文學。到日本留學的楊逵、張文環、呂赫若、王昶雄、吳濁流等受日本文學的影響較大，到中國留學的張我軍與張深切則受中國文學的影響較深，沒有留學經驗的賴和則受本土的環境影響最大。
台灣的卅年代文學是台灣文學史上的第一個文學的黃金時代，其成就絕不下於中國的卅年代文學。台灣三十年代文學的代表作家賴和、楊逵、張文環、呂赫若、龍瑛宗、王白淵、張深切、張我軍、吳新榮、王昶雄等都是台灣文學史上的不朽人物，而台灣卅年代文學的催生者，與文壇的共同領袖便是賴和。雖然有人說台灣卅年代文學是直接受中國胡適與陳獨秀所推動的五四運動的影響，但不如說這是近代台灣中產階級知識份子受西方現代精神的影響，所激起的澎拜的本土的文學的狂飆運動，這是十八世紀歌德與席勒在德國激起的文學的狂飆運動的現代版。
賴和是天生的人道主義者，他有豐富的俠義的正義感，他對窮苦階級的同情，是一種氣質上的自然流露，而非受左翼思想的影響，這點是他與楊逵不同的地方，但這點並不影響他們成為文學的知己之交，事實上楊逵受日本左翼思想而創作的〈送報伕〉，登在賴和主編的《台灣民報》時，是他生平最快慰之事，楊逵也說賴和是「台灣關心大眾生活的文學元老。」總之，賴和的人道主義、抗議精神、改革思想形成了卅年代所有台灣文學家，共同的主題與精神。
不朽的賴和
楊雲萍教授，在賴和去世前曾到台大醫院去探訪他，起初他們談笑風生，臨走時，賴和突然高聲說：「我們所從事的新文學運動，等於白做了！」這時楊雲萍慌忙地安慰他說：「不，等過了三五十年之後，我們還是一定會被後代的人紀念起來的。」果然在他去逝三十多年後的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五日，李南衡先生出版了《賴和先生全集》，使賴和的作品重新在台灣文壇復活，而他的真正全集，也在二○○○年出版。而在他去逝五十年後，陳萬益教授在清華大學首次舉辦三天紀念賴和一百週年生日的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台灣國際文學會議。」
而賴和紀念館也在他們孫子賴悅顏努力下在他的故居誕生了，收藏他的文稿，藏書及一些文物，內容豐富，這是他比蔣渭水幸運的地方，《賴和全集》也比《蔣渭水全集》做得更精美與完整。
賴和的偉大不在他的作品，而在他是開創者、啟蒙者，並為近代台灣文學家樹立了完美人格和典範，由於他深厚的文化教養與開闊的心胸，使他永遠超越於當時台灣人文化界的紛爭，成為當時文壇的共同領導者。他與楊逵等作家所建立的抗議文學傳統，也將是台灣文學史上，最光輝不朽的傳統，只要地球上還有台灣人存在，賴和是永遠不會被忘記的。
（三）醫藥為本妻，文學為情婦的吳新榮（1907--1967）
出生台南佳里的吳新榮，是日治時代台灣醫生與作家中，寫出最完整的二百萬字的日記文學，目前已由張良澤整理出版中，從他的大河日記中，清楚地記載一個台灣知識份子的精神歷程，為他所生存的時代留下了可觀的見証；同時他也留下了一部不朽的動人的文學作品〈亡妻記〉，這是他的元配毛氏去逝之後，天天跑去她的墳墓，所寫下的真情的懺悔錄，可以媲美中國的文學名著《浮生六記》。但是在近代台灣文學史上，他最大的貢獻是，成為鹽分地帶文學的拓荒者與開創者，並帶動了台灣南部的文藝復興，並在一九三五年，他帶領同仁加入「台灣文藝聯盟」，並成立「佳里支部」，使鹽分地帶納入了整個台灣的文化運動系統中。但是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廿三日到七月一日在東本願寺，遭受整整一百天的牢獄之災，他才認清了孫中山所創立的中國國民黨的真面目。「二二八事變」之後，其他台灣作家都相繼停筆，而台灣文壇也被中國一些二流的作家所把持，吳新榮除閉門撰寫長篇自傳〈此時此地〉外，只偶而寫隨筆發表於「台灣醫界」上；到了一九六四年吳濁流創刊《台灣文藝》之後，他的文學生命才再度復活，甚至寫作不輟、奮筆疾書。
晚年他像中國共產黨毛澤東統治下的沈從文，不再從事創作，而做古物的保存；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台南縣文獻委員會成立之後，吳新榮也不再從事賴和式的抗議文學的創作，而全力投入《台南縣志稿》的纂修和出版，同時他也花很多心力在主持《南瀛文獻》的出版工作。
吳新榮字史民，號震瀛，一九○七年十月十二日出生北門郡將軍庄，他的祖父吳玉瓚是商業鉅子與社交界名人，父親吳萱草是南台灣有名的漢詩人，曾組織一個全郡性的詩社－白鷗吟社，吳萱草是社長，會員達三十餘人。而吳新榮本身也是詩人，他的「震瀛詩集」有69首是日治時代創作的，戰後的作品大約有20首。鹽分地帶同仁中，新文學的成就以吳新榮、郭水潭、林芳年、王登山、莊培初為代表性人物，他們的文體也以「詩」為創作的重心，充滿以集體意志闡揚社會主義的精神。
他的學醫也許頗受叔父吳丙丁的影響，吳丙丁一九二四年自醫學校畢業後，返鄉開設「佳里醫院」。吳新榮一九二二年先到台南入總督府商業專門學校預科就讀，那時他受英語老師林茂生影響頗深，也參加過數次蔣渭水催生的文化協會的文化講座。
一九二五負笈日本，先在金川中學一年多，那時正是他的自由主義的左翼青年時代，並公然抗議日本的侵華政策。
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二年他就讀東京醫專，同時也在一九二八年加入「台灣青年會」和「台灣學術研究會」這些左翼組織，一九二九年四月因「四一六大檢舉」被日警拘捕入獄29天，也總算體驗到蔣渭水與賴和一樣的入獄滋味。
雖然學醫很忙，但仍不忘情於文藝創作。一九二八年，他參與創辦了《蒼海》、《南瀛會誌》和《里門會誌》等刊物，不但寫作詩歌、散文、論說，並自作封面圖案。
一九三○年他一方面參加國家考試，一方面與日本女子白鳥美佐子，在景色優美的井頭公園，譜出短暫的甜蜜戀情，但一九三一年透過好友王烏硈介紹，在京都認識才貌雙全的元配毛雪芬之後，彼此一見鍾情，就訂下婚約。
一九三二年吳新榮自醫學校畢業後，先進入日本山本宣治醫院工作，為窮苦大眾服務，那時他每月只領15元，也不以為苦，直到故鄉一通電報的召喚，一九三二年九月終於回到闊別多年的台灣，那時叔父吳丙丁已遷居異地，於是與毛女士結婚後，來不及渡蜜月，就馬上投入「佳里醫院」的「農村醫生」的生涯。憑著一股年輕人的熱情，不分日夜東奔西走，逐漸贏得鄉人的好評：「新醫生如神明」，致醫院業務蒸蒸日上。但他不以做「良醫」為滿足，在日本受社會主義思潮影響的他，返台就抱著要解救「殖民地台灣的民族歧視，和被榨取農村的經濟困苦」的宏願，不禁興起「決意糾合同志來領導團結同胞來鬥爭」底壯志。一九三一年二月蔣渭水主導的台灣民眾黨已被日帝所禁，政治運動已受嚴厲打擊，只好像賴和那樣轉入文藝陣營中另闢戰場，於是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吳新榮與林芳年、郭水潭、徐清吉、鄭國津、陳培初、黃清澤、葉向榮等人成立「佳里清風會」，吳新榮也在他醫院後面闢建了一所「小雅園」，做為固定集會的場所。在日治時代，北部最有名的文化沙龍是王井泉的山水亭，而南部最有名的文藝沙龍便是「小雅園」，每逢有朋自遠方來，鹽分地帶同仁便邀往小雅園，接受吳新榮殷勤的款待，當時全台文化界很少文人沒有來到這個詩人之鄉巡禮過。曾經慕名而至的人士，幾乎囊括了戰前所有重要的文藝作家，似乎頗有「假使不來的話，就好像缺了文人的資格」之慨。而王井泉與吳新榮也成為最有共識的知己之交，這段「鹽分地帶時代」，也是吳新榮個人文學創作的黃金時代，他的許多重要詩作以及成名作〈亡妻記〉皆完成於此時期。但台灣投入所謂祖國的懷抱之後，經過「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洗禮，台灣文化水準一落千丈，他的恩師林茂生及無數台籍精英均在「二二八事件」中犧牲了，而他本人也在「百日牢獄」中死裡逃生，省籍作家也相繼停筆，吳新榮後半生可以說全力奉獻在文獻工作上，也浪費不少時間在地方選舉上，唯一不變的是他仍然繼續寫他的不朽的日記，反映他所處的時代。
吳新榮一生對文化事業的無條件奉獻，主要源自對鄉土的熱愛，也可說源自他那浪漫真摯的詩人熱情，因此，他才毅然放棄了作偉人或名醫的大夢，反璞歸真地走向窮鄉僻壤，如先知般孜孜不倦地為後人保存了極其豐富的南台灣的文化遺產。
一九六七年三月廿七日，吳新榮以心疾猝發溘然而逝，享年61歲。其逝世之日，剛好於元配廿五年前過逝之日同月同日，相信他們已經在天上成為比翼鳥，為台灣文壇留下一段動人心弦的佳話，一代詩醫，就此永別他心愛的鄉土──佳里。
（四）淡水之子──齒科醫生王昶雄（1916--2000）
在日治時代對台灣文學與台灣文化有貢獻的醫生中，蔣渭水、賴和與吳新榮都是開業的家庭醫生，只有王昶雄是開業的齒科醫生，對蔣渭水、賴和和吳新榮我祇認識他們的後代，但是王昶雄卻是我的忘年之交，每次由美返台，都會到他家拜訪，暢談時事，記得第一次暢遊淡大校園，就是由他帶領，雖然那時他已快８０歲，仍然健步如飛，不愧是「少年大」的，他也會經常聊起他年輕時代的浪漫故事，而我也一直想催生他的回憶錄，可惜二○○○年他以84高齡去逝時，他並沒有完成他的回憶錄，反而我們出版了他的文友巫永福及陳逸松的回憶錄。
王昶雄，本名王榮生，一九一六年出生淡水鎮重建街，因為父母經常赴華南經商，他在家鄉由外祖母一手帶大，他熱愛文學的根源，也許與寂寞的童年有關，讓他總是活在暇想、幻想與夢想中。１３歲赴日求學，先在郁文中學就讀，而後考上日本大學文學系，第二年承父命重考日本大學醫學系。一九四二年學成歸國，一面開齒科診所，一面正式加入張文環的《台灣文學》陣營，那時是他一生創作的黃金時代，經常以日文寫小說、詩、散文與評論，散見於台灣各刊物。他不但文章好，口才更是一流，曾在東京郁文館中學的全校雄辯大會獲二次冠軍，這是當時日本留學生界的大新聞，證明他有本領講一口道地的江戶腔日語。
在日治時代，王昶雄是一個創作力豐沛的作家，不但產量可觀，質也十分充實。在他的作品中，四部中篇小說：〈奔流〉、〈淡水河的漣漪〉、〈梨園之歌〉和〈鏡子〉，可說是嘔心瀝血之作，雖然主題不同，卻同樣彰顯他的思想脈絡。尤其是〈奔流〉，已經與楊逵的〈送報伕〉、呂赫若的〈財子壽〉、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張文環的〈閹雞〉等成為日治時代台灣文學不朽的代表作，象徵皇民化的時代，台灣智識份子的苦悶與認同的危機。
至於他的短篇小說：〈出戾娘〉、〈小丑的嘆息〉、〈流放荒島〉、〈濱千鳥〉、〈阿鍛做新娘〉、〈當緋櫻開放的時候〉等等也都是精彩之作。而他的詩作以抒情見長，結構完整，富有一種韻律感。
當時《台灣文學》的支持者之一的陳逸松，曾在〈大稻埕女年小史〉中說：「台灣人作家的作品，我都讀過很多，特別是王昶雄的〈奔流〉、吳新榮的〈亡妻記〉及張文環的詩作，我是不能忘掉的」。而素有「演技派第一人」之稱的宋非我，曾反覆讀過三遍，稱它是一部經典之作。
但是戰後經過「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的洗禮，雖然他自己逃過一劫，但是他的文友不是被殺就是入獄，加上語文障礙，他整整停筆十八年，一九六五年他才重整旗鼓，再度以中文寫作，而他的中文寫的跟日文一樣「棒」，連後輩的黃武忠也再三讚嘆說：「王氏文筆的順暢、華麗，與謀篇造句之精湛，讓我驚服。使一個從小就接受中文教育的我，自嘆弗如。」我個人很幸運地出版過他的戰後散文精選集。
王昶雄不但在台灣文學史上留名，在台灣近代歌謠史上，他也佔有一席之地，他與多年好友作曲家呂泉生合作的十多首歌謠曲，業已成為台灣音樂史上的經典之作，尤其是那首呂泉生作曲，由他寫歌詞的〈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更是流傳全台，膾炙人口的不朽之作。
王昶雄是道地的「淡水囝仔」，他以出生淡水為榮，善於游泳與爬山，我認識他時，他的生理年齡已是人生七十古來稀，但仍然健步如飛，少年郎也難其向背，而且挺胸豎脊，神采奕奕，言談間中氣充沛，而且永保年輕時的浪漫精神，因此他的綽號叫『少年大的』可謂名實相符，也是他的幖幟，更是青春的象徵。
王昶雄愛好「杯中物」，更喜愛與人交往，他人緣好，男女老少都喜歡親近他。他爽朗親切，談笑風生，和他相處，確是不折不扣的「如沐春風」。平常大家都說人生以立言、立功、立德為榮，但他卻分析得更奧妙，「立情」才是生命的最高境界；男女之間愛來愛去，生命就像花朵般的開放，才會產生燦爛繁華的生命情境。因此我們可以說他的文章和他的為人，都是可敬、可佩與可愛。
王夫人林玉珠是日治時代屈指可數的閨秀畫家之一，其成就僅次於陳進女士，為名畫家陳敬輝的高足，他們二位可以說是「以墨結緣」，我永遠忘不了一九九九年陳逸松返台時，與王昶雄再度重溫年輕時代的「杯中舊夢」的永恆畫面，也忘不了他描述半世紀前日本的初戀情人，來台與他相會的興奮之情，如果他能活到今天，有機會去欣賞魏德聖的「海角七號」的話，相信他的感動會超越一般的觀眾。
一九九八年當我催生的望春風出版社成立時，王昶雄不但來參加，還寫了一篇文情並茂的文章在報紙上祝賀我們，雖然我認識不少台灣三十年代作家，但是二○○○年王昶雄的去逝，對我而言，象徵一個時代的結束，而且也留下無數美好的回憶，重讀他日治時代的作品，不再是冷陌的史料，而是活生生的回憶。
（五）金關丈夫(1897－1983)與《民俗台灣》
金關丈夫是台北帝國醫學部教授，他也是國際知名的人類解剖學教授，對台灣原住民的研究，在國際人類學界是公認的權威學者，據說莫那魯道的遺體，就是由他做成標本，他是台大醫學院日籍教授中，與台灣人的友誼最水乳交融的一位，經常在王井泉的山水亭，與台灣人的作家文人高談闊論，而且他是以平等的地位在與台灣的知識份子交往，這點是非常難得的，而更難得的是她非常重是台灣本土文化的保存，而且身體力行在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地在進行的惡劣環境中，催生了《民俗台灣》這本雜誌，結合日本與台灣人中，有良心的知識份子，在戰爭的時代，為保存與發揚台灣民俗文化而努力，這種知其不可為而為的精神是非常可佩而值得敬重的。
金關丈夫催生的《民俗台灣》月刊，是日治時代以收集、研究台灣民俗為宗旨的雜誌。自一九四一年七月創刊到一就四五年一月停刊為止，共發行43期，每期約50頁。內容雖是半學術性、半娛樂性，但在戰時中一切娛樂活動被禁止的狀況下，頗受當時學界與民間人士的歡迎。這本月刊不但是台灣民俗的寶庫，而且是台灣近代史的一部重要文獻。因為通過雜誌的正面、側面的記述，可以領會當時的台灣人（本島人）與日本人（內地人）的心理傾向和社會動態。
《民俗台灣》的編輯以金關為主將，以台北帝大教授：中村淳、中村哲、淡野安太郎為顧問，而實際工作由二位民俗專家：池田敏雄和立石鐵臣負責。立石不僅是民俗專家，也是專業畫家，幾乎所有封面及插圖都由他包辦，他的話有點像版畫，頗能表達台灣之風土氣味，當德國建築大師Bruno Taut（1880-1938）看到立石所畫的台灣竹椅子，非常吃驚與敬佩，說他五體投地完全抬不起頭來。
雖然整個編輯陣容由日本人包辦，但投稿者卻有一群台灣的知識青年，在43期826篇長短論文中，台灣人與日本人之作品各佔一半，而有不少台籍女作家如黃鳳姿、楊千鶴等在此刊物發表文章。台灣的學者專家以戴炎輝、楊雲萍、黃連發、朱鋒、吳槐、陳紹馨、連溫卿最多，名作家廖漢臣、張文環、吳新榮、楊逵、曹永和、黃得時和畫家顏水龍也發表四篇以上的文章。投稿者中也有不少帝大醫學部及高等學校的學生。
看完金關這套《民俗台灣》的人，都對他的理想主義與人道主義的精神產生敬意，他對學問、對文化（民俗、民藝）的謙虛態度，以及用這種精神去探索、去發現台灣的民俗與民藝之美，甚至日本的民藝大師柳宗悅也非常欣賞金關的這本刊物。金關每期都在《民俗台灣》挑選一些民藝品來解說，選出的作品當然是憑其造型美、素材美和色彩美等，但他最關心的還是作品背後的製造的人和用的人，也就是他們的人文精神。
回想當年金關丈夫，對台灣民俗文化始終保持謙遜的態度，但他事事為台灣之「樹人」著想，處處以「一根草、一點露」的態度接觸台灣的基層文化，同時他在看到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瀕臨消滅的台灣傳統文化時，他挺身出來挽救，警告他的同胞不知道的東西不要亂動，同時提醒台灣人對自己之傳統美的重新認識。金關丈夫醫師在半世紀之前就已經是文化生態的提倡者與愛護者，他不愧是一位文化的先知。
（一九八九年就發表於筑波大學國際台灣文學會議，當時只提到蔣渭水、賴和以及吳新榮三人對台灣文化的貢獻，二○○八年十月十八日改寫此文時，加上王昶雄和金關丈夫，以便呈現更完整的日治時代台灣醫生對台灣文化的貢獻。）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