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力爭上游˙卡塞爾時代

第五章  力爭上游˙卡塞爾時代

（1883.08〜1885.07）

引言：

馬勒與喬安娜的戀情，雖然自始註定沒有結果，但他寫了六首歌獻給情人，後來成了他生平第一部傑作《流浪青年旅人之歌》組曲，這首組曲又間接催生了他的第一交響曲《巨人》。

 

卡塞爾劇院，軍隊式管理

 

1883年5月，透過音樂經紀人洛威和德勒斯登宮廷歌劇院資深經理尤伯豪斯的極力推薦，馬勒找到下一個工作：在德國卡塞爾（Kassel）的普魯士皇家劇院（Königlich Preussisches Theater）擔任副指揮。尤伯豪斯在奧慕茲劇院觀賞馬勒的演出後，對他在有限的條件下猶能創造佳績留下深刻的印象；對馬勒而言，卡塞爾是他夢想成真的漫漫長路的開始，也是他結束指揮的學徒時期，開始向大歌劇院進軍的第一站。

1883年5月22日，他到卡塞爾向劇院總監吉爾沙伯爵報到。吉爾沙軍人出身，曾任砲兵團上尉，在普法戰爭（1870〜71）期間立下戰功，獲十字勳章，他以管理軍校的方式管理劇院。馬勒必須通過試用期到6月30日，期間須通過下列四項考驗：

 

1. 指揮〈威廉泰爾序曲〉。

2. 指導數個合唱預演。

3. 指導數個獨唱預演。

4. 指揮歌劇《韓斯‧海林》預演。

 

吉爾沙伯爵頗為滿意馬勒的表現，於是在5月31日與馬勒簽約，正式工作從8月21日開始。

 

在正式上任之前，馬勒首次有機會到拜魯特做朝聖之行，不但去觀賞華格納去世之後《帕西法》的首度紀念演出，同時也去拜訪他的文學偶像：《巨人》的作者尚保羅（Jean Paul）的墓地。馬勒在1883年7月寫給呂爾的信中，描述他聆聽天籟後的感想：「我不知該如何向您訴說此時的感受，我步出節慶歌劇院大門時，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知道最驚天動地而錐心刺骨的啟示已然向我顯現。我的餘生將把推廣他的音樂，視為最神聖的使命。」

 

1883年8月11日，他在伊格勞市立劇院辦了一場慈善音樂會，與傑出的女小提琴家馮奧特（Mila von Ott）合作演出貝多芬的〈克勞采奏鳴曲〉。他的家人可能都出席了這場難得的音樂會，以後他就很少在故鄉演出了。

 

過去馬勒都在比較輕鬆自由的奧匈帝國境內工作，他到卡塞爾上任後，馬上與普魯士的軍事管理文化發生衝突――雖然卡塞爾劇院的條件比起馬勒過去所待過的劇院好得太多，合唱團有三十八人、管弦樂團編制有四十九人，並有專業水準的聘約歌手陣容。馬勒的正式頭銜是「皇家音樂與合唱指揮」，但實際上不是那麼回事，他一切得聽命於首席指揮特萊伯（Wilhelm Treiber），一位來自格拉茲的平庸指揮。特萊伯也像吉爾沙一樣，統轄劇院的一切，像在管理普魯士的軍校。馬勒不只要把所有排練做成報告，而且按規定，他與女歌手排練時必須有第三者在場，以避孤男寡女之嫌。樂曲演出若要刪減必須先經批准，而包括他在內的所有樂團成員若有遲到、亂發脾氣等失檢行為，他們的名字都會列入黑名單，甚至連馬勒指揮時用力頓足也在處罰之列。

 

更糟的是在劇目方面。不消說特萊伯視主要的重頭戲為禁臠，馬勒只能輪到一些法國、義大利歌劇，或是次要的德國歌劇如佛羅托夫、羅爾欽等人的作品。他的另一項職務是提供「特定場合所需的音樂」，亦即只要院方有所要求，卡塞爾的「副指揮」就得承命改編或譜製一些樂曲以供演出之需。

 

在這失去自由的環境中，1883年10月底馬勒給經紀人洛威寫了一封求救信：「我寄一些我指揮歌劇的樂評給您做參考。我必須告訴您，那兩位樂評家平常很難討好，卻經常讚美我而貶低首席指揮特萊伯。目前的情形是管理單位、樂團團員、歌手甚至樂評家，都認為我比特萊伯高明許多，但特萊伯目前有合約保護，因此演出機會比我多；不過有可能某些不愉快的事會發生在他身上，但我不願講得太白。」事實上特萊伯沒事，倒是馬勒開始想找另一份工作，卻遇到了重大挫折。

 

想拜畢羅為師，期待脫離苦海

 

1884年1月24日和25日，畢羅率領他創立的「麥林根宮廷管弦樂團」在卡塞爾演出兩場歷史性的音樂會。畢羅是當時最有名的指揮家，也是世界有名的鋼琴家，他在卡塞爾引起的轟動猶如二十世紀卡拉揚帶領柏林愛樂的巡迴演出一樣，這場音樂盛事，對馬勒其後數年的人生道路直接或間接產生不小的影響。這位名聞遐邇的大指揮家蒞臨卡塞爾的演出，其指揮棒下展現的魔力立刻讓馬勒心醉神迷。華格納曾委託畢羅指揮《紐倫堡名歌手》（Die Meistersinger von Nürnberg）及《崔斯坦與伊索德》（Tristan & Isolde）的首演。畢羅原與李斯特的愛女柯西瑪（Cosima）結為連理，但也是才女的柯西瑪崇拜華格納的作曲才華更甚於畢羅的指揮才華，遂與華格納私奔；與畢羅正式離婚後，她才與華格納結婚。畢羅經此情變，自然改投布拉姆斯陣營，成為布拉姆斯樂曲的最佳詮釋者。

 

在第一場音樂會之前，馬勒設法到畢羅下榻的旅館想拜訪他，但侍者不讓他進去。這時苦悶當頭的馬勒，正處於年少易感、行事衝動的時期，興起了希望畢羅收他為徒的念頭；加上此時只想早日脫離卡塞爾劇院這個苦海，因此未加思索就給畢羅寫了一封相當唐突、近乎求救的信函：

 

最敬愛的大師！

原諒我想接近您的事，那是一件魯莽的行為。雖然旅館的服務生把我擋住了，當我要求接見您時，尚未體驗到您那無與倫比的藝術會激起我心靈的熱情；說得明白一點，我是一位徬徨在黑暗的音樂生活中找不到指導的明燈，同時也是處於懷疑和迷失的危險境界中的犧牲品。

在昨天的音樂會上，我看到了美的希望和最高的啟示，我終於找到精神上的家和我的大師，我的徬徨失落業已結束了。

我誠心乞求您，收我為您的弟子，即使必須付學費我也甘願，我不知道要怎麼做，但不久您將會發現我的誠意。我今年二十三歲，曾是維也納大學的學生，也在維也納音樂院學過鋼琴與作曲，目前是卡塞爾劇院的副指揮。我把我的心與靈全部交給您，如果您願接受我的禮物，那沒有任何事會比這更快樂；如果您能仁慈地回我信，我會遵照您的吩咐去做。

至少給我一個回電，渴望您幫忙的古斯塔夫‧馬勒。

 

畢羅收到這封真情流露的信之後，竟把它交給特萊伯，特萊伯又轉給劇院總監吉爾沙手上，這自然使馬勒在卡塞爾的處境雪上加霜。馬勒若因此遭解聘也就罷了，偏偏吉爾沙這時已知馬勒非泛泛之輩，因此不肯輕易放人，於是馬勒只能龍困淺灘而一籌莫展。

 

1884年6月22日，馬勒寫信告訴朋友：「過去幾天我必須以超快的速度為『薩金根的喇叭手』譜曲，明天此曲將以一連串活人畫（tableaux vivants）的形式演出。我在兩天內就完成此曲，說實話我還蠻高興的。我的曲子與雪菲爾原劇的矯揉做作有很大的不同，我的音樂超越了原詩的境界。」

 

6月23日，《薩金根的喇叭手》（Der Trompeter von Saeckingen）以七段「活人畫」的形式演出，並由Thiess先生擔任敘述。原劇作者是雪菲爾（Joseph Victor von Scheffel），作曲家是副指揮馬勒，這七幅活人畫的主題如下：

 

第一幅：萊茵小夜曲。

第二幅：首次邂适。

第三幅：山湖的五月天。

第四幅：金銀花涼亭的小喇叭課。

第五幅：古堡花園的攻擊。

第六幅：成功的愛情。

第七幅：在羅馬相會。

 

這場音樂會是為管弦樂團的福利基金會募款，上半場有梅耶貝爾歌劇《胡格諾教徒》第四幕和威爾第《遊唱詩人》的第四幕。下半場以馬勒這七幅活人畫的演出做壓軸。日後馬勒寫信給樂評家史坦尼澤（Max Steinitzer）表達他對這部創作的意見：「我認為這部臨時為《薩金根的喇叭手》所寫的曲子，完全沒有價值。」史氏說：「這部作品的一小部分馬勒隨身帶到萊比錫去。劇中有一幕是華納吹奏小夜曲，跨過萊茵河到古堡與瑪格麗特相會，馬勒認為他把曲子寫得太情緒化了，並後悔他寫了這樣的作品。而我也告訴他，把我譜的鋼琴伴奏部分也一起毁掉吧。現在我只記得小喇叭獨奏那一段，曾放進他原先第一交響曲的第二樂章〈花之歌〉（Blumine），但這個樂章後來也被馬勒刪掉。」

 

雖然在卡塞爾劇院工作並不愉快，但1884年暑假在維也納近郊的普區托茨多夫（Perchtoldsdorf）和故鄉伊格勞與老友呂爾相處那段時間，卻充滿愉快的回憶。

 

呂爾是馬勒青年時代最忠實的知交，他們之間無話不談，而且經常寫信互相鼓勵。他把馬勒所有寫給他的信保留起來，成為我們了解青年馬勒的第一手資料。有關1884年暑假與馬勒共渡的時光，他回憶說：

 

馬勒7月1日來普區托茨多夫找我們，待到7月7日 過完生日之後才回伊格勞，我也跟他一起回去。這是我們過去兩年來友誼的高潮。雖然我們工作不同，卻私交甚篤，我們的終身友誼是牢不可破的。

 

在維也納郊區那段期間，我們主要做兩件事：一起散步和一起演奏音樂。我住在市場區的房子的一樓窗戶是關起來的，但外面卻聚集了一堆人在聽我們演奏，大概沒有幾個人知道能親自聽到馬勒演奏有何意義？我從未看過像他那樣脫離肉體的超絕演奏，那麼他的演奏，在我身上產生何種效果呢？當我回顧當時，他的音樂滲透到我的神髓裡，並給我帶來崇高的喜悅。外面雖然人多，但在裡面我是馬勒唯一的知音。他把貝多芬所有的奏鳴曲、巴赫的平均律以及其他大師的精品，都彈給我一個人聽。

 

喬安娜：第一位熱戀情人

 

除了友誼帶來的心靈慰藉，在卡塞爾時代最重要的一件事，是馬勒生平第一次熱戀。雖然他曾跟故鄉郵局老板的女兒戀愛過，因此創作了《悲嘆之歌》，但那是一種純純的遙遠的相思，甚至可說是單相思，不能算男女熱戀。但這次他跟與他同時來卡塞爾劇院工作的花腔女高音喬安娜‧李希特（Johanna Richter）熱戀，算是生平第一次錐心刺骨的愛情，也讓馬勒在工作不如意之外得到暫時的心靈寄託。

 

雖然這段戀情自始註定沒有結果，但刻骨銘心的經驗激發馬勒寫出生平第一部傑作《流浪青年旅人之歌》。此曲完成於1884年，曲中透露無限的孤寂感，反映出他浪跡各地無所依歸的心境，以及在卡塞爾忍受的悲戚。這四首聯篇歌曲集中的兩首，後來成為他第一交響曲的第一和第三樂章主題，也就是說這首組曲間接催生了他的第一交響曲《巨人》。

 

這段期間，在與知交呂爾的通信中，馬勒也透露他戀愛的心路歷程。原來當時呂爾也在戀愛中，因此他們通信頻繁。這段暴風雨式的愛戀，我們可從以下五封信得知梗概。

 

第一封信（1884年8月）：

 

昨天我抵達卡塞爾，並開始第一場預演。我很少到卡塞爾街上遛達，因為恐怖的古老魔咒仍然壓抑著我，我也不知道如何才能獲得心理的平衡。我已經跟她見過面，跟過去一樣，對我而言她是一個謎樣人物，我只能乞求上帝幫助我。您也許注意到上個月我們見面時，我顯得相當憂鬱，那是我不可避免的老恐懼。我今天下午還要去看她，我會預先通知她，見完面後，也許我會知道未來該怎麼走。

   

第二封信（1885年1月1日 ）：

 

今年的第一分鐘，我過得很奇妙。昨晚我單獨跟她一起守夜，我們沈默地靜靜等待新年來臨。她好像在懷念過去，新年到來的時鐘響起時，她已淚流滿面，我也非常感動，而不敢替她擦淚。她跑到隔壁房間，在窗口沈默遙望；當她再回來時，她靜靜哭泣，無名的悲傷像一道永恆的牆把我們隔開，這時我只好握住她的手並讓她離開。當我走出門外，鐘聲響起，從鐘塔傳來神聖的合唱。啊親愛的佛列茲，這正像是偉大的世界舞台經理在做藝術上的完美演出，整個晚上我都在夢中哭泣。

 

現在談到我的創作活動，我已寫了六首組曲獻給她，可是她還沒看到。我相信這些曲子可以告訴她，她所不知道的我。這首組曲的主要概念是描述一位年輕旅人藝匠，曾經歷重大的哀傷，正準備到世界各地流浪，卻不知道何去何從。

 

我獨自渡過聖誕夜，雖然她邀請我去她那裡。親愛的佛列茲，您所知道的她都是一場誤解。我已經乞求她原諒我的一切，我寧願在她面前犧牲我的自尊和驕傲；她可說是世間最可愛的造物，我願意為她流盡身上最後一滴血。但我知道我必須離開這裡，我已盡力而為，卻仍無法找到出路。

 

第三封信（1885年4月）：

 

我幾乎要達成最可愛的美夢成真之境，可是在一擊之下又失去了一切。這不是任何人的錯，長久以來，我都不知道要走那一條路。現在我唯一的希望是：去睡覺而不要再做夢！

   

第四封信（1885年5月28日 ）：

 

最近給您寫信，提到我們之間的關係，將進入新的和最後的階段。我們那個精明的劇院經理，常宣布這是最後一場演出，卻總是一延再延。但這次確定三週之後，我們也許就要永遠分開了。當然我無法保證，經理不會改變主意，又把最後一場演出延後。

   

第五封信（1885年6月）：

 

對未來工作的期待，因為我是樂觀型的人，幫助我克服不少悲痛的經驗，我幾乎確定要離開她了，卻沒有跟她說些告別的話。整整一個月，除了在預演時，我都沒去看她。為什麼會這樣子？下次跟您見面時再說。有時從夢中醒來，我也不相信會這樣。

 

愛情的昇華：《流浪青年旅人之歌》

 

從以上這些信，我們知道馬勒與喬安娜的愛情，不過是典型年輕人的一時熱戀。要不是他寫了六首歌獻給喬安娜，後來成了《流浪青年之歌》的四首組曲，我們今天也不會對這段戀愛感到興趣。正如史密絲之於白遼士，要不是白遼士為她創作了《幻想交響曲》，我們也不會對他們的戀情產生興趣。

 

跟馬勒一樣，喬安娜也在1885年離開卡塞爾，到荷蘭鹿特丹歌劇院演唱，接著到科隆和哥尼斯伯格歌劇院工作，1896年才回故鄉但澤（Danzig）工作，大約在1904年退休，1906年後當了教師。最後一次有關她的消息是1943年，她好像從未結過婚，他倆離開卡塞爾之後，也從未再見過面。

 

在卡塞爾這段灰色時期，馬勒除了這段短暫戀情外，還有兩件事為他投下一線光明與希望，不但解脫他的經濟困境，也使他聲名遠播。

 

第一是1885年2月13日舉行的一場音樂會，地點在靠近漢諾威附近的曼頓（Münden），演出曲目是海頓的神劇《四季》。樂評家說：「這是一場超水準的演出，也是一次典範的演奏，擔任獨唱的都是一時之選。女高音是來自卡塞爾劇院的喬安娜，她有動人甜美的歌聲，也有完美的歌唱藝術。當她唱出那首技巧艱難的詠嘆調〈O What Comfort to the Senses〉時，讓聽眾有觸電的感覺。合唱團的演出也是同樣感人，他們精準的切入、精神的傳達以及對指揮的全心配合，使海頓這首偉大的合唱曲，在聽眾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這場優美高雅的演出，以及獨奏、合唱和管弦樂團之間的和諧搭配，必須感謝宮廷音樂指揮：來自卡塞爾的馬勒。我們很難找到像他這麼有才華的人，而且他對作品有深度的了解，加上他有用不完的精力和迷人的特質，可謂集所有優點於一身。」

 

第二是在他離開劇院之前，1885年6月29日到7月1日所舉行的「卡塞爾音樂節」，為他帶來生平最光榮的時刻，但也引起最大的騷動，因為這是他第一次遭到公開的反猶攻擊。

 

除了劇院例行活動之外，因海頓《四季》的演出成功，讓馬勒在合唱指揮方面建立強有力的名氣。因此1885年夏天卡塞爾市政當局籌劃音樂節時，負責人自然就找馬勒，邀他出任音樂總監，預定演出的是孟德爾頌的神劇《聖保羅》及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除了劇院管弦樂團之外，還會有四個合唱團約四百多人共襄盛舉，這是卡塞爾的一大盛會。

 

不過，劇院首席指揮特萊伯認為自己應該是音樂節的總監，如今馬勒居然僭位，讓他大為光火，於是向劇院總監吉爾沙告狀，要求撤換馬勒。可是馬勒此時口袋中已有名重一方的萊比錫歌劇院和布拉格日爾曼劇院的合約在身，在沒有後顧之憂的情況下，不再屈從他人使喚；而且這次音樂節對他意義重大，他下定決心不再讓特萊伯從中作梗，特萊伯最多只能擔任管弦樂團部分預演工作，最後的主角仍是馬勒。

 

於是特萊伯在樂團挑撥離間，並透過地方報紙抱怨：「苦差事都是德國人在做，功勞卻歸猶太人享受。」報紙也發表評論：「我們有更好更可愛的指揮家，為什麼要重用那個猶太人馬勒？」最後在特萊伯施壓下，劇院樂團退出了音樂節演出，他們以為沒有樂團，就無法演出神劇。

 

但馬勒不是省油的燈，特萊伯作梗反而更激發他的鬥志。他急忙向附近各城徵調樂手，為了湊足樂團人數，連卡塞爾的一個軍樂團都上陣了。馬勒對這些烏合之眾嚴格施以魔鬼訓練，而樂團與歌手（包括來自維也納歌劇院的次女高音帕碧兒，Rosa Papier，後來推薦馬勒到維也納歌劇院，可能與這場演出有關）也達到他們前所未有的水平。正式演出之日所獲得的成功，彷彿在聽眾席間及卡塞爾城投下一顆震撼彈，馬勒一夕之間在樂壇綻放異彩，並獲贈很多意外的禮物：一顆大的鑽石戒指、一隻金手錶、一冊紀念照像簿等。馬勒把這些值錢的東西都拿去當舖換現金，如此他才有足夠的錢，在第二天離開卡塞爾，回到伊格勞與家人團聚。

 

在訂約雙方同意下，馬勒提前在1885年7月1日中止合約，這對他可謂如釋重負。由於萊比錫的工作還要等上一年，他本來請老朋友替他在維也納找些學生來教鋼琴，否則可能會因欠債而被關；幸運地，他和經營正出現危機的布拉格日耳曼劇院經理紐曼（Angelo Neumann）接上了頭，以填補這段空檔。果然後來在紐曼和馬勒合作之下，促成該劇院的文藝復興，並讓馬勒愛上波希米亞首府的布拉格，並有機會演出他終身熱愛的莫札特和華格納歌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