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壯志未酬˙布達佩斯時代

第八章  壯志未酬˙布達佩斯時代

（1888.09〜1891.03）

引言：

家庭與劇院兩頭燒，馬勒的身體也出了毛病，有時在預演時必須打嗎啡才能止痛。馬勒很少讓生病影響工作，雖然他一生常患偏頭痛和喉嚨發炎，他還是打起精神，用強烈的創造性意志渡過難關。

 

家庭事業兩頭燒，健康拉警報

 

1889年1月26日，馬勒以華格納的《萊茵的黃金》作匈牙利皇家歌劇院（Hungarian Royal Opera House，現名為匈牙利國家歌劇院）的首演。歷史上很少有指揮家會像馬勒遭遇這種戲劇性的插曲：演出到一半時，舞台上提詞人的座位突然起火了。馬勒似乎視若無睹，繼續指揮，終於有驚無險完成這場首演。馬勒決心在匈牙利首演華格納的《指環》全套，因此一上任，馬上請人把劇本翻譯為匈牙利語，並努力尋找一些優秀的匈牙利歌手。

 

這場首演最後為馬勒帶來了勝利。雖然為了滅火，連馬勒也不得不暫時收起指揮棒片刻，也有少數膽小的聽眾跑出劇院，但大部分聽眾因馬勒的演出太精彩了，留下來聽到結束，並給以熱烈的掌聲，讓馬勒完成成功的首演。第二天晚上，馬勒接著演出華格納指環系列第二部《女武神》，同樣獲得聽眾與評論家的讚賞。即使是最狂熱的匈牙利民族主義者，對馬勒這兩場全匈牙利語發音的華格納歌劇演出，也挑不出任何毛病。

 

雖然馬勒在事業上已經開始走好運，但家庭方面的悲劇卻接踵而來。馬勒是很顧家的人，這一年由於家庭悲劇，經常在布達佩斯與家鄉伊格勞之間二百五十哩來回奔波。父親在1889年2月18日去世，八個月後的10月11日母親也走了。自從父親過世後，伊格勞的家由二十歲的妹妹賈絲汀撐持，並照顧母親；但到了9月，連賈絲汀也病倒了。馬勒不得不帶妹妹到維也納就醫，同時與住在維也納已婚的妹妹李奧波蒂娜連絡，才發現她經常頭痛，醫生卻找不出病因。當馬勒返回布達佩斯時，就傳出李奧波蒂娜去世的噩耗（可能死於腦瘤），真是禍不單行，馬勒這時的苦悶可想而知。

 

這時的馬勒家庭與劇院兩頭燒，他的身體也出了毛病，7月在慕尼黑做痔瘡手術，這個毛病多年後在維也納時代引發大出血，讓他差點死掉。開刀後，回到布達佩斯開始歌劇院的工作，有時在預演時必須打嗎啡才能克制病痛。馬勒很少讓生病影響工作，雖然他一生常患偏頭痛和喉嚨發炎，他常說：「生病是無才者的藉口。」如果有強烈的創造性意志，便可控制肉體的毛病，大部分時間，似乎證明馬勒這種說法是對的。

 

自從父親去世後，馬勒已成了一家之主，有兩個弟弟、兩個妹妹需要照顧。他先把最親近的妹妹賈絲汀帶來布達佩斯同住，而他最忠實的童年好友呂爾（現在已婚，在維也納做考古學者），一口答應馬勒照顧馬勒十六歲的弟弟奧圖（1895年廿二歲時舉槍自盡）和十四歲的艾瑪；至於廿二歲的弟弟阿洛伊斯，是家中的異類，經常有滿腦子古怪的生意經，也經常欠債。馬勒除了負擔弟妹的生活費，還得替阿洛伊斯還債。

 

馬勒對弟妹的慷慨，並沒有贏得他們的歡心，他們反而抱怨父母只留下微薄遺產，馬勒還堅持男女都要平分。多年來馬勒擔心兩個妹妹賈絲汀、艾瑪會嫁不出去，其實她們背著馬勒，與他的愛樂交響樂團的兩位出色猶太音樂家相戀。馬勒與愛爾瑪結婚之後，她們不久也相繼結婚，而且都逝於二戰猶太人遭納粹大屠殺之前。艾瑪的丈夫，維也納愛樂大提琴首席愛德華死於納粹集中營；賈絲汀的可愛女兒艾瑪‧羅斯是出色的小提琴手，被迫組音樂團慰勞納粹青年，也死在波蘭的奧斯維茲集中營。賈絲汀的丈夫羅斯是維也納愛樂小提琴首席，退休後身無分文逃亡到倫敦，1946年也客死異鄉。當然這是後話。

 

第一交響曲首演，起步不順利

   

家庭的問題處理得差不多了，馬勒馬上在布達佩斯熱情預演一場改變他命運的演出。多年來感情世界的困擾，終於在兩年前的萊比錫使他爆發出創作的靈感，而他也終於要世界首演他的第一交響曲――那時他稱為「五個樂章的交響詩」，不敢稱交響曲。不管形式如何，馬勒感覺到11月20日的首演，才真正算是他作為創造性藝術家的首演。到底聽眾會如何反應呢？馬勒日後承認，他起先以為第一交響曲會一炮而紅，從此可以靠版稅收入過活，並開始專心作曲。這點馬勒想得未免太天真了。

 

當然首演並非完全失敗，部分聽眾在每段樂章結束後，都給他熱烈的鼓掌；也有少數樂評家說馬勒的作品真材實料，對一部陌生作品的首演而言，大致說來反應還不算太差。主要問題出在第三樂章的送葬進行曲（想想那個〈兩隻老虎〉的調子），這是奧國兒童家喻戶曉的童謠，馬勒把它寫入交響曲，是否有點不對勁。有家報紙甚至說：「我們都很喜歡站在指揮台上的馬勒，只要他不要演出自己的作品就好。」

 

但在主觀上馬勒對自己相當失望，他甚至說演出之後朋友都故意避開他，彷彿他得了痲瘋病似的。但他也不得不承認，自己的作品確實有問題，尤其在樂器的安排方面。因此有很長時間，除了改編的《三個品脫》之外，他不再聽到自己創作的交響曲。雖然起步不順，他仍不斷修改第一交響曲，並把讓聽眾了解此曲的內容解說也全部刪掉，直到1899年才改成目前經常演出的版本。日後創作其他交響曲也差不多根據這種模式：作曲、預演、修改、演出、再修改，並謙虛地認為自己只是一個業餘作曲家。對馬勒而言，修改永遠是可能的，這樣才能達到完美的境界。

 

為了讓其他指揮家了解他的創作意圖，馬勒在他的原稿上做了很多詳細註解，比任何西方交響曲作曲家都要詳細；有時他也會加一些文字強調該曲的真意，對演奏者他也會詳細註明何時應該進場。

 

如果他要人家演奏得慢一點，他就會註明：別太急；如果他想獲得漸快的效果，他會註明不要變慢。事實上，當他寫出第一交響曲時，這些精確的指示與專業的要求都已經寫在樂譜上了。例如為達到號角吹奏的效果，馬勒要求兩支喇叭必須遠離舞台，第三支喇叭則稍近一點。如果交響樂團照馬勒的指示去做，會有神奇的效果出現，可惜一般的指揮家都不大理會馬勒的指示。

 

指揮《唐喬凡尼》，布拉姆斯激賞

 

第一交響曲首演之後，不但沒給馬勒帶來任何商業利益，反而因更忙於歌劇指揮，而減少他的創作時間。雖然他為歌劇院增加票房收入，但不久就陷入兩面不討好的窘境：那些民族主義的報紙抱怨馬勒演出的匈牙利歌劇不夠多，聽眾則埋怨馬勒重用當地歌手，使他們無法像以前一樣聽到外國明星級的歌唱家。馬勒盡力讓歌劇院匈牙利化，也提拔不少匈牙利的歌唱家，因此面對匈牙利民族主義者的抱怨，他有點不高興。事實上，他待在匈牙利愈久，愈渴望聽到德國作曲家的德語演唱。

 

當馬勒抱怨說，他有三種鄉愁，這不但意味著地理上的鄉愁，也意味著語言上的鄉愁。馬勒是出生捷克的德語族，因此不管早年在匈牙利或晚年在美國，他都聽不到自己的母語。馬勒入境隨俗，儘量以匈牙利語演唱，從華格納《萊茵的黃金》到馬斯卡尼的《鄉村騎士》，他的目標是創建匈牙利第一流的國家歌劇院，結果有些人批評他過分「匈牙利化」，也有些人認為他做得還不夠。也因如此，馬勒無法實現他想在匈牙利完成全套《指環》的夢想，雖然前兩部（《萊茵的黃金》和《女武神》）以匈牙利語演出非常成功，但因有人反對，他始終無法在布達佩斯演出後兩部：《齊格飛》和《諸神的黃昏》。

 

但因馬勒背後有貝尼茲基這位公正的政府長官支持，是他指派工作給馬勒，並不斷鼓勵他，給他藝術上的完全自由，因此馬勒並沒有受到太多干擾。可是到了1890年秋天，開始謠傳性情火爆的吉齊伯爵（Count Geza Zichy）將在明年元月取代貝尼茲基，這對馬勒是很大的壞消息，因為吉齊是極端的國家主義者，而且更是反猶太主義者。過去他做過職業鋼琴家，雖然失去一隻手，還是幻想做作曲家。如果他上任的話，一定會以藝術與政治上的理由干擾歌劇院的事務。

 

因此馬勒又開始物色新職，雖然根據簽約他的任期尚有八年。這時馬勒又獲得更大的成功，其中歌劇院最具歷史性的一場演出：莫札特的《唐喬凡尼》，其重要性超乎馬勒的想像。因為12月16日演出那天，大師布拉姆斯剛好也在布達佩斯訪友，有兩位馬勒的知音邀他蒞臨指教。他本來不情願地接受邀請，心想至少可以在歌劇院睡個好覺，再去酒館與朋友暢飲。結果布拉姆斯非但精神全來，在馬勒剛指揮完序曲時，就喃喃讚賞不已，並且大聲叫好；歌劇演完後，這位老人家就迫不及待衝上舞台擁抱馬勒，感謝他讓他聽到一生中最精彩的《唐喬凡尼》。

 

布拉姆斯大概忘了九年前，他當貝多芬獎的評審時，和其他評審讓馬勒的《悲嘆之歌》落選的事。雖然布拉姆斯似乎從未欣賞過馬勒的作品，但這場演出之後，他對馬勒的指揮才華可說佩服得五體投地。歷史證明了這場演出，讓馬勒在七年後贏得維也納宮廷歌劇院指揮之職，因為大師布拉姆斯給他寫了強有力的推薦信。

 

正如預料，吉齊伯爵在1891年元月上任，上任後馬上下一道命令，要馬勒一切聽命於他。馬勒知道吉齊伯爵想趕他走，他自己也想走，但希望能全身而退，並要對方付出一些代價。

 

因此3月時，馬勒和對方談判，希望以十八個月的契約取代以前的十年契約；如果不想跟他簽約，對方必須付馬勒二萬五仟奧幣的賠償金。吉齊答應只要馬勒馬上走人，他會立刻付這筆錢，如果他知道馬勒的口袋已有漢堡市立歌劇院總監波里尼給他的合約，他也許就不會這麼慷慨了，因為吉齊還以為馬勒想在布達佩斯待久一點。事實上馬勒私下早與波里尼交涉了數月，只是為了薪水和福利談不攏而差點作罷，最後總算達成協議。

 

3月14日，馬勒正式離開匈牙利皇家歌劇院，這也是他首演時發表演說，誓言把藝術上的驕傲帶給匈牙利國人的兩年半之後。離職時，他在報上發表一封公開信：「我已忠實完成了我的任務，感謝同仁和大眾給我的支持。」馬勒在匈牙利還是擁有不少樂迷，他們知道他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幾天後，歌劇院正在上演華格納的《羅安格林》時，警察被叫來維持秩序，因為聽眾大叫：「把馬勒請回來！」為此差一點引起暴動。

 

日後馬勒回憶起這段匈牙利的時代，似乎充滿甜蜜的回憶。但在離開布達佩斯、奔向北方的漢堡就任新職時，內心的感覺卻是：「我終於自由了！」其實這種解脫感也是短暫的，此後他在漢堡六年，人生另一重難關還在等他去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