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續】第十章 指揮教父˙維也納樂界黃金十年
（1897〜1907）
大忙人：維也納歌劇院最後兩年
在1906、1907這兩年中，馬勒過的是令人頭暈目眩和喘不過氣的忙碌生活。這兩年所做的事情之多，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彷彿一部用快格播放的生活影片，也就是用無窮精力進行高速、勤奮工作的藝術家，這就是馬勒給人的印象。
1906年剛好是莫札特一百五十周年紀念，馬勒繼續他在1905年12月從《唐喬凡尼》開始進行的莫札特系列，於1906年1月29日演出《後宮脫逃》，也是由親密戰友羅勒負責舞台設計。2月27日，他在1897年維也納歌劇院的首演劇目《羅安格林》又推出由羅勒設計舞台的新版本。3月1日離開維也納，到阿姆斯特丹演出他的第五、悲嘆之歌及悼亡兒之歌，並要求增加預演時間。他告訴好友孟格伯：「我的第五是很難、很難的作品。」另一方面他也告訴愛爾瑪：「孟格伯是你可以信任的人，我在此地有真正的朋友。」
十天之後，馬勒回到維也納領導《費加洛婚禮》的準備工作，1906年3月30日由梅斯擔綱演出，非常成功。五月更是馬勒忙碌的月份，他先去格拉茲，應理查史特勞斯之邀，作為史氏指揮的《莎樂美》世紀首演的見證人。馬勒看完後非常感動，認為是史氏的傳世之作，可惜他想在維也納歌劇院演出，被上頭的禁止。
接著5月27日，在全德音樂家協會的音樂節中，他指揮他的第六交響曲《悲劇》的首演，預演一週，演出結果反應不錯。當時參加預演的湯瑪斯曼的妻舅、廿三歲的指揮家普林斯漢說：「馬勒非常重視讓整個樂團達到清晰的效果。」史特勞斯也在場，他說：「這部作品有一小部分似乎有樂器安排過多的感覺。」馬勒非常重視史特勞斯的意見，他告訴傳記作家史佩克：「史特勞斯只預演少數幾次，就能獲得良好的效果；而我的第六確實是個難題，可能需要經過一代的努力去吸收和消化我的第一到第五，然後他們才能理解我的第六。」
首演之後他返回維也納，6月1日莫札特系列又演出《魔笛》，也是由羅勒設計舞台，演出歌星都是他的愛將，因此給聽眾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這一樂季，他推出五部莫札特的歌劇（包括《女人皆如此》）為自己慶生。在如此忙碌工作之後，馬勒本該去渡一個逍遙自在的暑假，可是他到麥爾尼格時，卻被書桌上放著一首出自九世妃的拉丁文頌歌《創造的聖靈降臨吧》所感動，彷彿上帝在逼迫他創作。愛爾瑪回憶當時的情形說：「這個夏天他像超人般地工作，經常為我彈奏他的新作品，精神煥發、興高采烈。遺憾的是他不得不中斷工作，受邀去薩爾斯堡指揮《費加洛婚禮》，這是莫札特一百五十周年音樂節的節目之一。」
這是皇帝頒令，由馬勒領導的宮廷歌劇院紀念莫札特的特別演出，《新自由報》的樂評家康果德在二十年之後回憶：「這場《費加洛》可說是完美的演出：迷人的風采、輕盈飄逸的中間色調，配合得天衣無縫，看過這場演出者終身難忘。馬勒也顯得非常高與，從他的上衣口袋露出一本破舊的小書――歌德的《浮士德》。」從薩爾斯堡回到麥爾尼格，他又埋頭創作第八的第二部分：浮士德的最後一幕。
9月底，馬勒返回維也納履行音樂總監的任務，10月初，演出加艾朗格（Camille Erlanger）的歌劇《波蘭猶太人》，不幸票房失利。他不得不做些妥協，暫時放棄一些計劃中的新節目，例如傑姆林斯基的歌劇和馬克斯˙馮˙西林格斯的新歌劇，加上一些花費不多的叫座劇。
同時10月他又趕往柏林，出席柏林愛樂的一場音樂會，由弗萊德演出他的第六交響曲。隨後到布列斯勞指揮他的第三交響曲，11月在慕尼黑指揮第六交響曲。
聖誕節回到維也納，這次他演出平易近人的《塞爾維亞理髮師》，使用的是庫存的舊布景，獲得票房上的成功。但他的上司卻把票房成功歸因於花腔女高音柯慈的出色演出，而非馬勒的指揮有方。
債台高築：歌劇院經營陷危機
1907年是馬勒一生最倒霉的一年。接二連三的惡運，最後使他決定離開他愛恨交集的維也納，向新大陸追尋事業的第二春。
1907年1月他請假去法蘭克福和柏林指揮他的第四和第三交響曲，那時他寫信給愛爾瑪：「此地（指法蘭克福）所有報紙都在報導我要辭職的事情。難道因為我再度請長假，又引起另一波的攻擊？媒體說我讓歌劇院債台高築，因此不得不走。」
歌劇院發生危機已有一段時間，開支增加是事實（大部分出在羅勒的舞台設計費用），而票房減少也是事實，因此馬勒的敵人開始猛烈攻擊他本人或他的弟子華爾德。事實上，真正的原因是反猶太主義，因為他和華爾德都是猶太人。分離派作家巴爾1906年1月在他的日記寫道：「馬勒再度受到追殺，為什麼他們那麼恨他？當然他們也恨克林姆。他們對所有忠於自己的人都懷恨，他們不能忍受那些有強烈自我意志的人。」
一向支持馬勒的孟特努沃親王，與馬勒的關係也受到影響，因為親王與羅勒因經費問題引起爭執時，馬勒仍然站在羅勒這邊。這點讓歌劇院管理人更有理由指責馬勒，說他經常到外地指揮自己的作品，而不專心照顧維也納歌劇院。
馬勒是基於誠信原則，才堅定站在羅勒這一邊，他倆畢竟是志同道合的戰友。不過馬勒也明白，他們的敵人這次緊咬不放的這兩個問題，多少有幾分道理在。他的作品這幾年開始在歐洲打開知名度，因此各地要求他前往指揮自己樂曲的邀約不斷，他當然樂於從命，因為他一直不放心把自己的心血結晶交給別的指揮家，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孟格伯和華爾德。所以說他在維也維的時間愈來愈少，確是不爭的事實。
1907年2月4日，馬勒又一次精彩地演出《女武神》，蕭德是女主角，這次馬勒和羅勒又一次創造華格納歌劇的藝術奇蹟。拜魯特在半世紀後，才敢做這種整體藝術的演出方式。
1907年3月18日，馬勒與羅勒合作演出葛魯克的《伊菲傑妮在奧利德》，女主角莉莉萊曼說：「這次演出是馬勒與羅勒創作的高峰。」馬勒本人也說：「我相信，它是羅勒和我至今所做的最出色的創作。」
這部葛魯克歌劇的名演，是「雙勒」最後一次合作。演出後第二天，馬勒離開維也納，到羅馬、布爾諾（Brno）和聖彼得堡指揮自己的作品。他在義大利指揮他的第五交響曲時，一向敵視他的《德意志日報》攻擊他：「總監馬勒到處旅行指揮自己的作品，以獲取巨大的額外收入，卻讓宮廷歌劇院逐漸荒廢與敗壞，實在太過分了。」
馬勒再度面臨輕重取捨的抉擇關頭，不消說，他再怎樣都要以畢生的理想為重。他也到了知所進退的時候，事情的發展已相當明顯，維也納對這位音樂總監已失去新鮮感，他也不想再做任何抗辯。1907年3月31日，馬勒終於向孟特努沃提出辭呈，他知道只要他堅持下去，他還是可以待在原位，但他已不想再做任何堅持了。他希望總有一天，維也納人將會懷念他為維也納歌劇院所做的一切。
當時他告訴弟子華爾德：「你看，他們把椅子的腳搖動一下，要我坐不穩。如果我要坐穩，只要往後靠，緊緊坐在位子上，他們也難不倒我。但我不想再反抗了，就讓椅子倒下吧，我下台就是了。」找馬勒接班人的事並不順利，孟特努沃要馬勒重新考慮不要辭職。但6月5日馬勒已決定與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簽約，因此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說：「有人說我是被陰謀拉下台的。我下台絕不是被迫，而是自願，因為我希望獲得完全的獨立。而且我也開始了解歌劇院這個舞台不可能永遠完美，世上沒有一間歌劇院可以保證每一場演出都是完美的，這就是我離開的理由，因為我老是想達到不可能達到的理想。」
他否認因為歌劇院虧損太大，以致被迫離開。數天後他寫信給知友伯林納：「我離開是因為不能再忍受那些賤人的侮辱。」8月10日，孟特努沃告訴馬勒新總監的人選終於敲定，柏林來的溫加特納（Felix Weingartner）將從1908年1月1日起接任這個各方覬覦的要職。馬勒於1897年的國際巡演途中，曾專程赴柏林出席這位後起之秀的一場音樂會。
皇帝對這位卸任音樂總監也很大方。為補償他的提前解約去職，除了付給他一筆兩萬克朗的補償金，每年還給他一萬四千克朗的退休俸；而他去世後，愛爾瑪還能請領等同於樞密大臣遺孀的年金。最後孟特努沃寫信給馬勒：「你跟孔萊德的事，現在可以公諸於世了。」孔萊德1903年開始擔任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經理，他慧眼識英雄，兩年前就一直在運作向馬勒挖角，終於6月5日在柏林正式簽約。
孔萊德原希望和馬勒簽四年合約，但馬勒不放心和一間他沒見過的歌劇院簽下這麼長期的契約，因此雙方最後決定只簽第一年（四個月）合約，報酬是兩萬美金，這在當年堪稱天價，也說明馬勒炙手可熱的地位。理論上，這樣四年下來，他退休做專職作曲家的夢想就能實現。因為他在大都會的工作量只有維也納歌劇院的四分之一，待遇卻是四倍以上。
厄運踵至：失去愛女賠了健康
就在這些瑣碎俗務纏身之際，馬勒的健康亮了紅燈。這年1月初他去找家庭醫師布魯門塔爾（Blumenthal）做檢查，結果查出他的心臟瓣膜有輕微的缺陷。布魯門塔爾勸馬勒別過度操勞，但不必過度驚慌，還是可以過正常生活。接著馬勒到柏林指揮第三、到法蘭克福指揮第四，1907年1月17日從法蘭克福寫信給愛爾瑪：「你看，愛爾瑪，心臟病是不會死人的。我媽媽有先天性心臟病，她也生了那麼多孩子，也過著正常的生活，只是後來才突然垮下來。」
但是到了3月，有一次馬勒正在預演《羅安格林》的合唱時，突然停頓下來，臉色蒼白如紙，並緊抓心臟部位。3月30日，當愛爾瑪也因扁桃腺開刀正在復元時，馬勒寫信給她：「昨天我去韓伯爾（Franz Hamperl）醫師那裡打預防針時，請他順便給我做身體檢查，結果也發現輕微的心臟瓣膜缺陷。他認為不必太擔心，他也告訴我可以像以往那樣工作，過正常的生活，只是要避免過度勞累。有趣的是他說的跟布魯門塔爾一樣，可是他說話的方式更有自信，因此現在我也不再害怕指揮了。」其實這個心臟瓣膜的毛病，正是他喉嚨一再發炎的來源，也是最後奪去他生命的亞急性細菌心內膜炎（subacute bacterial endocarditis，SBE）的導火線。
把辭舊職和接新職的事處理好後，馬勒在6月中旬帶著妻女前往麥爾尼格渡假。就在渡假的第三天，大女兒瑪麗亞（普西）突然感染了猩紅熱和白喉，經過兩週痛苦的掙扎，雖然做了氣管切開，仍無法挽回生命，7月5日逝於麥爾尼格別墅，享年才四歲八個月。馬勒家每個人都受到重大的打擊，愛爾瑪說：「普西是馬勒最寵愛的孩子，每天早上都會跑去爸爸的書房，與他長聊，大家都不知道他們在聊些什麼。只是當馬勒帶她走出書房時，她全身都塗滿果醬。總之他們相處得非常快樂。」
愛爾瑪經過這兩週的可怕煎熬，身體再也撐不住而垮下來。布魯門塔爾醫師前來為她治療，順便再為馬勒做一番檢查，診斷結果對馬勒又是一記當頭悶棍。布氏發現他的心臟問題比半年前有明顯惡化，建議馬勒儘快回維也納向著名的心臟科專家柯瓦奇（Friedrich Kovacs）教授求診。柯教授的診斷證實了病情的嚴重性，他斬釘截鐵地告誡馬勒，若想多活幾年，最好從此嚴格限制體能運動，並做悉心調養。對馬勒而言，要他不再盡情做心愛的運動如自行車、游泳和爬山等，和死刑的宣判也相去不遠。
自從愛女去世之後，麥爾尼格不再是創作天堂，反而成了惡夢之地。因此他和愛爾瑪就搬去提洛爾（Tyrol）附近的避暑勝地席勒巴赫（Schlierbach），在此渡過這一年的餘夏。
8月中旬馬勒暫回維也納。當局一直慰留馬勒，到8月10日找到接班人才作罷。1907年10月5日，皇帝才正式下令允許馬勒辭去歌劇院總監之職，最後在10月15日以貝多芬的《費黛里歐》做宮廷歌劇院的告別演出之一。接著10月下旬，他馬上應邀前往俄羅斯作客席指揮。10月26日在聖彼得堡音樂院的音樂廳演出一場，之後轉往赫爾辛基演出，在那裡碰到芬蘭之光的西貝流士。兩人互有好感，雖對交響曲理念不同，但為創作理想作品而奉獻的精神卻是一致的。他也邂逅了芬蘭的分離派畫家賈倫（Akseli Gallen），他在維也納時就認識他；以及芬蘭建築大師薩李南（Eero Saarinen）和吉塞流士（Herman Gesellius），馬勒與他們相談甚歡。
接著11月9日，馬勒又回到聖彼得堡演出他的第五交響曲，當年才廿五歲的史特拉汶斯基也在場。半世紀後他告訴弟子克拉夫特（Robert Craft）：「那場馬勒的演出非常成功，他本人和他的指揮留給我深刻的印象。」
風光榮退：告別愛恨交集的維也納
也許就在這次旅途中，他首次讀到1907年10月出版的一本唐詩選集《中國風笛》。這本詩集由德國詩人貝思奇輯譯，是參考法文譯本加以意譯的，馬勒好友波拉克（Theodor. Pollack）買一本精裝本送給他，他認為其中一些詩句也許可供馬勒入樂之用。果然馬勒當時心境與之相契，手不釋卷耽讀此書，終於在1908年的夏天譜出《大地之歌》。
由俄羅斯和芬蘭歸來後，他在11月24日做了一場歷史性的告別演出：由宮廷歌劇院管弦樂團和合唱團在馬勒指揮下演出他的《復活》交響曲，名聞遐邇的樂友協會大廳擠滿了各階層的愛樂大眾，維也納的文化界精英也齊聚一堂，向他們敬重的樂壇宗匠做最後的致意。馬勒本人大概意想不到，這場歡送音樂會會如此熱烈，音樂會結束時，喝采聲轟然雷動，他出來謝幕多達三十次。在場的人包括馬勒自已莫不感動得熱淚盈眶，這是感人的歷史性的一幕。
最後在12月7日，馬勒給歌劇院同仁寫了一封感謝的告別信：
「我們共事的時日必須告一段落了，我帶著依依不捨之情離開這裡，也向你們鄭重道別。
我臨去之際所留下的，並非我原來期待的那種完美之境，而是有未竟全功之憾，這似乎是人的宿命。
現在不是我能評斷我的成就的時刻，但在此刻，我捫心自問，庶幾無愧的是我已竭心盡力。我把目標訂得很高，儘管我全力以赴，但並非卓然有成。最後易受現實條件的限制和招致物議的，莫過於一個詮釋藝術家。不過我總是全力以赴，為達理想不斷要求自己以職務為念，而非為個人而念。因為我嚴格要求自己，所以才覺得也可以要求別人盡其所能。
當爭議橫生之際，當事人的你我都難免會受到一些傷害或彼此誤解；但當一部作品完美成功演出之後，共同的工作目標達成之際，我們忘記所有的困難和辛勞，衷心感到